“经济脉动、文化调适与明清地方社会”学术研讨会于11月30日-12月1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围绕“科举与地方文化”、“水利与地方社会”、“地方信仰文化”、“地方社会秩序与社会阶层”、“地方家族与人物”、“地方城镇与商业活动”等主题进行了分组讨论，话题多元，讨论集中，充分反映了明清区域史研究的活跃现状。文稿经主讲人审定。
会议现场
科举与地方文化
科举取士不仅仅是明清时期国家选拔人才、构筑官僚体系的一条重要途径，是普遍大众得以进身的社会阶梯，更是一种兼具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重功能的制度体系。地方社会也围绕这一制度开展地方文教事业的建设以及实践基层治理，这很大程度上也在不断重塑不同地方的地域文化与社会风气。近年来有关地方科举事业的相关研究不断涌现，针对地方文教方面的考察也日渐增多，本场讨论中的五篇文章即是聚焦于此。这一组讨论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传勇主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朱海滨首先发言，题目为《明代温州科举的衰弱》。南宋时温州进士人数高居浙江第一，全国第二，入元以后，其进士人数迅速下滑至浙江中下游水平。朱海滨通过对明代温州进士人数的详尽统计，发现明前期六十多年间温州进士涌现率一度居浙江省中上水平，但在正统年间之后，本地科举迅速式微，延至明末，温州已成为浙江全省科举最为落后的地区。通过进一步地统计和分析，朱海滨认为导致明代温州科举衰弱的深层次原因有五：一是元代科举长期中断、科举不力直接导致温州本地民间读书风气、办学风气的衰减；二是科举制度变迁使温州处在不利的条件并始终面临强劲的竞争对手；三是商品经济大倒退造成了温州民间社会的贫困，四是战乱连连使得温州民不聊生；五是明代中期之后杭嘉湖地区文化的强势崛起使得包含温州在内的浙江南部地区迅速下沉，终明一代，温州一直受到浙江省内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杭嘉湖宁绍地区的全面压制。
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的陈时龙，其发言题目为《王恕的六谕诠释及其文本传播》。明太祖朱元璋发布的“圣谕六条”在起到基层教化教旨作用的同时，也成为了明代中后期乡约的精神内核。成化后期任职应天巡抚的王恕，通过对“圣谕六条”的诠释第一次将圣谕六条从《教民榜文》中独立出来，而因其官声隆誉，该诠释文本也在成弘年间得以流行。王恕虽是现在所确知最早对六谕进行诠释的学者，但有关其诠释的时间、动机甚至文本的名称、内容都不甚清晰，因此陈时龙考察列举了王恕六谕诠释的现存四种文本，并且针对现存四种诠释文本的异同，进行了对照考察。最后，又对有关王恕六谕诠释文本在明代中后期传播、演变的过程与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第三位发言人是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丁修真，发言题目为《专经的竞争：明代乡试的再认识——以福建地区为例》。有关明清乡试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但仍然在观点和史料方面存有一定空间，一是明代早期乡试录的缺失，使得明初的情况难以具化。二是大部分的考察，重点在于人数的考察与籍贯分布的统计，乡试取士应有的题中之意仍有待于揭示。有鉴于此，丁修真利用现存福建地区的乡试录汇编《闽省贤书》为依据，对明代福建 90 科乡试的录取情况加以复原，同时结合近年来较受关注的专经视角，以举人本经为单位，结合明代解额制度的实施情况，分阶段讨论了福建各府近三百年取士的竞争变化情况。最后以闽县《礼记》为例，进一步探讨了该地区专经现象产生的制度与社会背景。
之后，由来自上海博物馆的陈凌发表题为《从松江到上海——基于明清上海地区画派递变的考察》的报告。明清上海地区先后出现了松江画派和海上画派，这两个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影响极大，陈凌通过对这两个画派基本情况的梳理，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差异，发现明清时期在上海地区产生的这两个画派之间基本不存在什么承继关系，反而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首先，从创作主体来看，松江画派画家多为松江本地人，而海上画派则以移民画家为主，籍贯来源甚广；其次在创作导向方面，松江画派作画多为自娱，而海上画派的娱人倾向明显；再者从作品成果来看，前者之画作多为以山水画为主的文人画，而后者作品多以人物、花鸟为主，商品化性质显著。
最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徐佳贵作题为《区域组织与国家文教革新——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江苏省教育会》的发言。江苏省教育会是一个近年日渐引起学界重视的组织，其名义上仅为一省级组织，却长期拥有全国性的权势与影响力。徐佳贵通过研究认为，江苏省教育会通过一系列关乎信息摄取与社会网络重构的组织建设，积极追逐文教之“世界新潮”，由此突破区域性组织的定位限制，参与带动全国思想文教之革新。但在另一面，其鼓吹的文教新潮仍有明确的政治关怀，而未与涉及政学关系的传统完全决裂。概言之，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江苏省教育会，很大程度上正是将自身编织进一系列多维度的网络，从而维持并显著发展了自身“带动”国家之革新的意愿与能力。
水利与地方社会
明清时期，水利事业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地方的农业生产和环境稳定，甚至可以被视作国家与地方政府最为重视的领域之一，这一点之于江南地区尤为显著。江南地区临江靠海，水网密布，其地方社会的兴衰往往与“治水”这一主题息息相关，因此近年来众多学者都开始关注到地方社会的水利建设等问题，有关所谓“水利社会”抑或水利共同体等理论的讨论也较为热烈，相关的研究也不断细致且深入。本场讨论中的五篇论文即是对不同历史时期江浙地方水利社会的相关研究。本场讨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孙竞昊主持。
首先，来自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张佩国作题为《清代海宁州的水利、市场与地方善举》的发言。张佩国通过研究发现，太平天国战后，浙江省杭州府海宁州的秩序重是围绕着硖石镇、盐官镇等市镇的兴衰及区域市场一体化而展开的，而本地的海塘修建、河道疏浚，善堂、书院乃至州衙的重修等活动，主要经由厘金和商捐筹措经费，由此地方秩序的社会一体化进程得到具体的呈现。同时，例如太平天国战争中的某一次战斗，海塘修建中皇帝的巡幸，河道疏浚中官员的“观风”，善堂兴办中善捐征收的纷争等等均可在某种层次上构成“事件史”意义，并对区域社会一体化的“整体史”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另外，张佩国认为学界现在对有关“施坚雅模式”的认知可能有一定误解，因此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其后，南京大学历史系罗晓翔进行发言，其发言题目为《治水之后：江南水利与地方利益》。罗晓翔认为，学界现有的水利史研究往往主要关注治水策略的酌定、治水工程的开展等方面，而对于治水活动之后的地方群体间利益关系等方面较少关注。因此，她以清代太仓地区为例，尝试对江南治水活动之后围绕闸坝而产生的社会矛盾进行了解读，并认为，如果从人与资源的角度来审视水利问题，则任何水利工程都是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以及公共资源的再分配。这就意味着，治水活动之后所造成的的利益格局并不会使社会秩序就此安定，相反地，“资源消费者的利益冲突，往往在治水之后表现得更为激烈”。这是导致清初以后江南水利事业发展陷入困境的一条重要主线。从清代太仓的水利实践来看，由于地方整体利益的不统一，使得治水无论采取何种策略，都无法满足所有群体的利益诉求。尽管时人多从技术角度争论治河方略的合行性，但其实都是各“卫”其“利”。因此罗晓翔认为，清代以后地方官员治水的意愿不断降低，地方水利事业的不振，地方水环境与社会生态的恶，可能都缘于此。
随后，来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大学作题为《清代海塘沙水奏报制度的实践、决策功能与研究价值初探》的报告。王大学的研究认为，海塘沙水奏报制度在清代的正式形成，与乾隆第三次南巡关注海塘密切相关，但在此前，未曾制度化的沙水奏报其实已经存在。第四次南巡谕令在塔山护坝竹篓新立标记及时了解水沙情况，以便开挖中小门引河。第五次南巡谕令老盐仓后柴塘改为石塘、第六次南巡在范公塘续修石塘，但决策均失当，另外，皇帝命人勘察新塘时暗示不要揭出太多问题，以免影响自己光辉形象。此大背景下，乾隆时刻关注海塘，促成了南岸志桩订立，而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两浙塘工停顿，同治末年恢复。沙水奏报刚开始频率过高，工作繁重，汇报间隔旋即不断延长。舆图绘制不认真屡被乾隆批评，说明该制度执行不易。除乾隆通过沙水图“遥制”塘工外，沙水奏报在塘工决策中几无作用。王大学认为，两浙海塘沙水奏报制度的起因，就是皇帝希望通过该奏报随时了解海塘相关动向，以利于自己“遥制”。但就整个海塘沙水奏报实践历史来看，唯有乾隆通过沙水舆图“遥制”中小门引河、坦水、盘头和部分石塘建设等，此后的沙水奏报大多成为一种机械制度，在海塘建设决策中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之后，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健作题为《清代前中期上海地区内河水利疏浚述略》的发言。王健认为，清代前中期上海地区的治水承袭了前朝遗规，即“以浚治三江为主，以疏通港浦支流为辅”，且历任负责主持的慕天颜、庄有恭、陶澍、林则徐等名臣都富有治水才能，能够因地因时制宜兴建水利工程，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这一方面无疑为境内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并且更为一些市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例如地方官府难于协调利益关系而致使工程无法按时有序地开展从而贻误时机；地方胥吏从中贪墨导致百姓赔累日甚；芦洲涨滩问题不得妥善解决因此导致河流淤塞等。
最后，赣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陈涛进行了发言，题目为《明代浦阳江改道与萧绍平原水利转型》。陈涛的研究发现，完成于明中叶的浦阳江人工改道工程，导致了萧绍平原的水利事务发生了两个方面的转型：一是水利事务的重点从空间上由平原内部转向平原外围；二是水利事务的内容从“兴利”转为“除患”，即内部以储蓄淡水为主的水库（湖泊）型转向到外围以抵御外部江、海侵扰的塘、闸、坝等工程。据此，陈涛通过深入地分析进一步提出，此种水利转型促使萧绍平原河湖水系联结成了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在区域大环境和局部小环境变迁的双重影响下，平原上萧山、山阴和会稽三县围绕三江闸、江海塘和麻溪坝等主体工程的创建与维护，构成了以水利为核心的“山会萧”地域共同体。
地方信仰文化
随着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民间信仰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开始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已然成为了当下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尤其是明清时期，地方社会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复杂的互动。通过对地方信仰的考察来透视地方社会控制、地域社会变迁以及地方民众心态也成为了一种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有关地方文化的历史考察。本场讨论中，不但有对道教、全真教方面的相关研究，也有对城隍信仰、地方神明的考察，甚至还有对天主教这一外来宗教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研究的视野。本场讨论由上海大学人类学民俗学所张佩国主持。
第一位发言的是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张俊峰(由其学生王洋代为宣读)，其发言题目为《“至元焚经”前后的全真教与山西社会》。位于山西芮城县永乐镇的纯阳万寿宫是元代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也是山西社会中首屈一指的全真教宫观。张俊峰等依托纯阳宫的多通碑文，结合山西区域社会的其他碑刻资料，对“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宫观在困局与转机中生存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梳理，通过对元代中后期纯阳宫道众生活图景的描绘与分析认为，纯阳宫所做的努力与博弈大致围绕以下二个目的进行，其一是在多变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之下维持宫观的威望；其二是尽可能保护庙产的完整。此二个目的建立在“至元焚经”之后纯阳宫“身份转换”的基础上。这一转换过程可能相当艰难，在世祖后期，凭借前代高道宋德方、潘德冲的威望和余荫，纯阳宫依旧试图维护之前的生存方式与社会关系网络。宋金儒士的余荫可以通过家族世代业儒，考取功名的方式延续下去；而元代全真教宫观内师承和派别关系更为复杂，由于过于依靠政治局势，多任掌教往往随帝王更迭骤升骤降， 这种模糊的人才选拔方式决定了多数宫观在前人开创基业后，只能以经营庙产的方式进行发展。另外，张俊峰发现，在未获得其他蒙古王侯的青目，尤其在科举恢复后道教的话语权进一步压缩的背景下，纯阳宫开始将注意力投向了当地社会，道众开始频繁地参与地域社会间的种种事务，包括农业生产、敬宗收族、民间信仰等等。这体现了当时基层社会的一种格局，也体现了纯阳宫作为一座拥有庞大庙产的道教宫观，积极适应社会文化传统、应对时代风潮的策略。
第二位发言人是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张小坡，其发言题目为《清至民国徽州的演戏习俗与地方社会》。明清以来徽州社会的演戏活动兴盛，在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中，有求嗣演戏、诞子演戏、科举中第演戏、结婚演戏、祝寿演戏、神主进祠演戏、祭神演戏等各种演戏需要，并日渐衍化为地方习俗的组成部分。张教授通过研究发现，戏曲是扩大迎神赛会活动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助推器，而演戏也被徽州宗族作为惩戒族人，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而迎神赛会中的演戏活动往往成为无赖地痞聚赌抽头的重要场合，甚至有人开设赌场抽头演戏，此风对地方社会治安造成了冲击，成为官府和宗族整治的对象，因此明代万历歙县知县傅岩、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都颁布了禁演淫戏的告示，地方宗族也屡次呈官请禁，但都收效不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演戏以及围绕演戏生发的各种习俗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另外也说明将演戏作为教化手段已成为传统时期徽州官府、宗族治理地方社会的一种方式。
第三位发言的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传勇，发言题目为《明清城隍神的等级性及其表达》。城隍神是明清时期最为重要的神祇之一，由于它连接官民，成为透视传统信仰与社会的重要窗口。因此，张传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城隍神的等级性及其表现形式做了系统的考察。他认为，等级性是城隍神的基本属性，其深刻影响到城隍庙的建置与城隍信仰的诸多方面，而这一点在明清时期尤为突出。进一步地说，明清城隍神等级体系是依照现世行政体系建立起来的，因此 城隍庙相应地主要建于都、省（首府）、府、州、县治。上级城隍庙通常以下级城隍神祔祀，表示上下统属关系；处于行政体系末端的州县城隍庙，则多以乡里土地神祔祀。另外，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相关的隍神祔祀体系亦会相应变动。“自大” 观念的存在，则使得城隍能够超出应有的等级，城隍神等级体系变数增多。
第四位发言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巫能昌，发言题目为《清代以来浙南石仓乡村的神圣空间》。宗教信仰和村落空间、社会经济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明清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议题，而近年浙南石仓文书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跨区域移民语境中对该议题进行讨论的契机。报告以曹树基等编《石仓契约》，尤其是其中收录的神明会簿和相关契约为中心，结合族谱等文献和实地考察，梳理了清代以来浙南石仓乡村的坛庙情况，进而以定光古佛信仰和祈雨仪式为中心，指出了神明信仰和仪式传统于闽汀籍移民在浙南石仓“本地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五位发言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许蔚，发言题目为《真君醮的初步考察》。“醮”是广受海内外多学科学者关注的仪式词汇，这一词汇背后蕴含了绵长的历史与复杂的情景。许蔚就其目前收集及见到的几种“真君醮”科仪文本，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分析，并发现尽管许真君信仰在唐代已广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但其核心始终都是所谓洪、瑞二境。许蔚主要处理的《许真君醮科》与《清微正醮真君科》，其核心可能都是进表，这其中所体现的是进表仪节的醮仪化。并且，作为均是来自湖北地区的科仪抄本，这两种醮科体现出湖北与江西等地的相关醮科仪式之不同，有着浓重的本地化色彩。
最后，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史习隽作题为《明清上海天主教会财务状况浅析：以 敬一堂志 为中心》。明清在华天主教会的经济状况一直是该领域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同时对于各地教会的具体运营状况，学界探讨亦非常有限。近年出版的汉语天主教文献《敬一堂志》详细记载了天主教堂“敬一堂”的设立与运营，以及明末清初上海教务发展的基本情况，提供了大量关于当时上海天主教会财务经济状况的宝贵一手资料。史习隽便是以该文献为基础史料，从上海天主教会的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系统考察了明末清初特殊的经济环境下上海天主教会的财务状况与发展实态，并探讨了其经济运营体系所具有的特点。
会议现场
地方社会秩序与社会阶层
地方社会秩序与社会阶层都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学界有关这两方面的研究也由来已久。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与维持是观察明清时期国家与地方社会权力互动的关键切入点，对于不同特定社会阶层的考察也是我们不断加深对地方社会认识的重要方式。两者自成一体又多有互涉，本场讨论中的诸位学者即聚焦于此。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胡铁球主持了本场讨论。
首先，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孙竞昊作了题为《当国家遇到社会：明清时期济宁地方社会中的权力网络与机制》的发言。孙竞昊通过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济宁地区的商品化、城市化是由于大运河修筑和使用所致，一方面地方经济很大程度上由政府的漕运引发和支持，而另一方面，大运河的运作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济宁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央政府在济宁设置了庞大繁复的行政、军事官僚机构，因为它不仅作为一个地方行政中心，而且作为一个运河战略要地，受到国家的格外重视。其中，不仅运河最高管理衙门在地方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卫所等建制也制约了州治的一般行政功能。而济宁士绅作为地方利益和要求的代言人，在各种权力的博弈与调和中积极作为，其影响之大在北方城市里可为异类。他们发展新的生活方式，试图建立一种地方文化认同。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冯贤亮作了题为《明清时期的富民阶层论述与地方社会》的报告。明清时期地方上大姓富室的存在与稳定，对于区域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长期流行的“保富”论，更为重视“富民”的社会表现。冯贤亮通过梳理明清时期国家与地方社会对富民阶层的不同论述，以及这个阶层的分划或分层，更加清晰地解释了“富民”这一社会表达的实际意义。冯贤亮指出，在明清交替之后，更多的本富与末富之论为社会主流阶层所关注，但就总体而言，富民阶层的能动作用基本在“地方”，相对于帝制悠久的王朝国家，其明显处于被控制与调配的地位。
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包诗卿作了题为《明代后期嘉定地方社会的权力关系：以 折漕汇编 为中心》的报告。包诗卿通过梳理相关资料发现，光绪年间的折漕报功祠祠位图详列出经办折漕官员、绅士和民人等，但在相关文献记载中，却出现种种歧异之处。因此，他在实录、方志和文集等资料基础上，着力复原出万历十一年前后嘉定地方社会的权力关系，并对当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更为立体的透视。
随后，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赵思渊作题为《土地登记与社会秩序—— 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 再读》的发言。近20 年来，有关明清土地产权实践的解释越趋丰富。更多研究强调，明清社会中存在着灵活、丰富的产权形态与实践，从而逐渐发展出活跃的土地市场。赵思渊认为，如果我们在社会经济史的意义上应用“制度”这个词，影响地权形态与土地市场发展的土地制度就不仅仅是中央王朝有关土地的典章制度，还应包括有关地权实践的社会秩序。因此，他通过回顾明清土地制度的早期研究，并以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为例，探讨了早期的研究框架中所注意到的社会现象，并且思考了在近年来所积累的经验研究及分析框架中应当如何进一步解释。赵思渊指出，以徽州小溪项氏宗族的祠产经营为例，我们可以注意到地方志中所呈现出的作为个体行动的置产往往也是合股经营祀产的一部分。进而，以“户”为单位讨论地权分配时，不仅“户”意味着一定的社会集团，“户”与“户”之间的社会联系也存在不同的指向。另一方面，从土地册籍所看到的“地权分配”，在祠产经营中则可能意味着资产配置与管理的策略。宗族发展中的祠产扩增，同时可能意味着赋役制度中对赋税困境的解决。
中山大学历史系任建敏所作的报告题目为《清咸同年间广西象州武装势力的消长与秩序变动》。象州地处广西中部，历史上是汉、瑶、壮等民族杂处之地。自道光末年以来，就是上帝会及“堂匪”、“股匪”、“艇匪”等各色势力活动的交汇地带。任建敏以象州为例，讨论了道光三十年到咸同年间活跃在当地社会的各种类型的武装势力的消长，尤其是“外匪”与本地武装势力兴衰的关系，任建敏认为，象州的地方形势以咸丰五年为界，此前以“外匪”为主，此后则以“土匪”为主，地方官员、士绅、“豪强之家”、客民等各种力量均被裹挟进而在这一时期的地方乱局之中。
最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蒋宏达作了题为《嘉靖倭乱前后的沿海卫所与地域庇护网络——兼论晚明江浙海疆安宁局面的一个成因》的报告。报告人认为，与闽粤一带的情形有所不同，嘉靖倭乱以后江浙沿海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宁的历史时期。这一安宁局面的形成与倭乱前后当地社会的内在庇护网络的演变紧密相关。以倭乱为转折点，沿海人群的离心态势得到压制，海疆社会与王朝国家经历了重新整合。江浙一带也藉此进入相对安宁、繁荣的晚明时代。
地方家族与人物
家族史研究长久以来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学界有关明清地方宗族的考察也极为丰富，明清以来的江南地方大族更是众多学者格外关注的对象。地方宗族作为明清以来地方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推动地方事业建设甚至辅助国家的基层社会治理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关民间宗族组织的考察对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来说是极为必要的。本场讨论中，众位学者便对地方家族及人物予以了极大关注。本场讨论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陈时龙主持。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学强首先发言，发言题目为《明清时期的江南大族与地方社会：对上海龙华的考察》。龙华位于黄浦江畔，浦溆潆洄，这一带先后出现了村、铺、乡、镇，其范围亦屡有变化，长期以来以“古村居”而闻名。龙华缘寺而成市成镇，在此过程中集聚了一些大族，陆续兴起瞿、张、沈、赵、徐诸姓，龙华的这些世家大族在本地社会构造、文化塑造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近年来，马学强及其团队以上海龙华作为地方社会变迁的一个“样本”，连续开展了多项专题研究，内容包括居民构成、家族变迁、消费状况、风俗演变、地方管理多个方面，并且发现，在从传统“乡土龙华”到现代“都市滨江”的演变中，这一地域的形象复杂多变，其内涵、功能亦因时而异，背后凸显的是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清时期的家族在地方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马学强从“龙华的乡土世界”、“大族在乡土龙华中的表现与表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家族力量”三个方面展开，围绕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家族与官府，从龙华一带的大族活动中揭示了地方社会的复杂变动。
其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徐茂明作了关于苏州大阜潘氏家族历史变迁的报告。徐茂明回顾了苏州大阜潘氏这一清代标准的科举家族与文化世族自明末徙居苏州地方以来，其历世子孙在政治、 经济、文化、科学等各个领域的建树与造诣，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地方和国家作出的贡献，并且结合自己多年来对苏州文化世族的系统研究，认为大阜潘氏堪称“邦之桢干、里之仪型”的世族典范。
之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黄敬斌作题为《忠良之后：江南盛氏族谱中的“平燕将军”叙事及其流衍》的报告。明清以来的族谱文献中，对于家族起源之时间地点人物、本支来源、先祖功名道德形象的描述，无疑是家族历史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江南盛氏有关其祖源存在一种奉明初“靖难之役”中一度在山东阻击乃至击溃北兵，获封历城侯、平燕将军的盛庸为始祖的叙事。这在常州地区最为流传，称为“平燕将军叙事”。黄敬斌通过对“平燕将军敘事”的构建及其流传演变展开分析，冀通过这一个案，呈现了江南地区族谱编纂及其祖源构建的一些特点。
其后，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志茗发言，其发言题目为《赵凤昌与孙中山交往考述》。李志茗考证了人称“民国产婆”的上海绅商赵凤昌与近代革命领袖孙中山之间相遇相识、往来接触的过程，并勾勒出了两人往来互动的真实情境，为我们呈现了清末民初士人交往的多元面相及其背后的复杂政治生态。李志茗的研究认为，根据已知的、公开的资料，赵孙二人在民国成立前后“的确有过接触，但似乎没有那么密切”。除公开的见面外，赵凤昌和孙中山虽存在私下接触的可能，但不能仅凭现有史料就妄下结论，还需更加直接有力的史料来证明。
之后，天津师范大学罗艳春作题为《陈寅恪之先世：读同治 陈氏合修宗谱 札记》的发言。虽然并没有明言，陈寅恪对其家之“先世”与“家世”还是隐然有所区分的。其生前最后之作《寒柳堂未记梦》之中的相关叙述就表明了，陈寅恪追溯的“家世”乃自祖父陈宝箴始，此前则为“先世”。已有研究多采用“倒放电影”式的研究方法，以解读文化世家兴起之原因为主旨，虽然已经注意到前后发展阶段之差异，但本质上仍然是将陈氏家族历史视为连续的统一体，这为从更广阔时空语境中揭示陈寅恪之“先世”与“家世”的历史意义，留下了继续梳理讨论的空间。同治二年（1863）编成的《陈氏合修宗谱》，被认为是义宁陈氏宗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部族谱，也是目前所知唯一被公藏机构收藏的陈寅恪家族相关谱牒。罗艳春以上海图书馆藏同治《陈氏合修宗谱》为讨论底本，参酌以刘经富新近辑录的嘉庆至民国年间陈氏祠志、宗谱等文献，并辅之以实地调查，对宗谱编纂时的文本语境、陈寅恪先世家族的发展历程进行重新梳理，并对二十世纪中国谱牒研究的学术理路作了一定的阐发。
最后，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杨茜作了题为《从富户到士族：明代江南家族转型之路探析》的报告。生活于浙江嘉善县北部的香湖丁氏家族，因明隆庆五年中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的丁宾而闻名。从南宋至明中叶，丁氏家族经过多代人在经济、文化上的不懈努力，终于从庶民富户转型为科举士族。这一过程中，丁氏面临着制度与社会环境造成的机遇或危机。起决定性作用、又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迫使丁氏家族采取机变策略。
地方城镇与商业活动
商业市镇的高度发展，是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开展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地方市镇更是是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主要对象，也历来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所关注。明清以来地方市镇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变迁愈来愈受到学界的重视。学界有关江南地区商业市镇方面的研究已经成就颇丰，但对于北方地区的相关研究却略显不足，因此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到以山东等地为代表的北方市镇。本场讨论的文章中，既有对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市镇和城市发展的考察，也有对北方山东地区市镇变迁的相关研究，另外，也关注到了明清时期票单制度体系的流变。本场讨论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冯贤亮主持。
来自苏州大学历史系的吴建华作了题为《繁华姑苏：明代苏州史的研究与写作探讨》的发言。吴建华以《苏州通史·明代卷》的纂修探索为中心，探讨了有关苏州史研究与写作的各类问题。《苏州通史•明代卷》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探求：一是把握明代苏州发展的总体体系，由X（政治、军事、外交、经济）+2（社会与文化）组成。二是挖掘利用明代苏州史料，本着实证研究的原则，以史料为根基，大凡如明实录、明会典、档案、碑刻、方志、文集、笔记、家谱、文艺资料以及《明史》等类别的多种资料都在尽量开发利用，认真考订版本，反复核实原始资料，纠正讹误，给与合理解释。三是开拓研探明代苏州史内容，例如在“明代苏州社会生活”一章，增加或增重了人口、社会风尚、宗教、民间信仰、宗族的节目，如佛教与道教发展概况、家族与社会，完全属于初创和试探性研究。四是把明代苏州发展客观地分为三个阶段，即明初洪武时期（1368-1398）的 31 年苏州社会恢复性发展、明初中期从建文到弘治时期（1399-1505）的 107 年苏州社会持续性发展、明中后期从正德到崇祯时期（1506-1644）的 139 年苏州社会转型性发展，找出苏州区域发展的特色，认为它是当时的人口、经济、文化中心和社会先导之区，进而探索本土社会发展历程，试图对明代苏州史给与恰当认识与评估。总体观点上，认为明清苏州传统社会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期，明代是苏州本土发展最为辉煌的开始，且时间上是完整的朝代，自身发生着转型，走着自我发展的路子。
浙江师范大学胡铁球作题为《明清串票流变考释》的发言。胡铁球的研究认为，为了有效推行比限制度，防止赋役征收过程各种弊端，明清时期地方政府开始建立起票单制度体系，为了明确各纳户应纳赋役数额以及防止私派、暗加等弊而建立了“通知单（由贴、由单等各类名色）系统”，其对应着“督催体制”；为了迅速查核欠数以及防止侵吞、挪用等弊而建立了“串票（截票、执照等各类名色）系统”，其对应着“收纳体制”；为了明确追征的对象以及防乱征、多征而建立了“追征单（差票、火票等各类名色）系统”，其对应着“追征体制”。由于票单制度包裹于比限制度之中，因此这个系统的建立，强化了以“比限”为中心所构建的赋役征收体制，即督催、收纳、追征三大征收体系愈加强化，人员系统分工更加明确。在比限制度衍生出来的票单系统中，串票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李嘎作了题为《市镇发展、矿徒之变与明代山东颜神镇城的创筑》的报告。位于鲁中山区腹地的颜神镇有着悠久的市镇成长史，北宋时已是居民“盖千余家”的可观聚落，历经金元两代，至明代发展为“人民庶繁、商贾凑集”的山东“巨镇”。李嘎通过梳理和分析相关史料发现，工矿业的发达和交通道路的持续开发是驱动该镇不断发展的两大因素。不过，与明代颜神镇的繁盛状貌相呼应的，却是“矿贼”频发的混乱之象。围绕如何弹压“青州矿徒”，官绅内部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最后以于镇筑城为争论画上句点。李嘎认为，筑城作为地方的大事件，其所揭示的并非仅是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一地的经济开发、市镇成长、社会生态、多层次的官方结构及各自态度、士绅群体的“积极主义”抑或“消极主义”，皆是筑城与否、早筑抑或晚筑的牵制因素。嘉靖三十六年最终屹立于地表之上的颜神镇城并不仅仅是一堵冰冷的石质墙体，这一建筑景观背后实在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黄阿明作了题为《何以为镇：以七宝镇为例》的发言。市镇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尤其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针，其促进与推动了国内贸易的发展。了解当地市镇发展的实况，有助于了解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极限。七宝镇，是一个结构相对比较简单的镇。过去学者们在论述明清市镇时多有论及，但多是利用晚出《蒲溪小志》平面、静态的描述之，简略证明清时期农村商品经济之发展状况。黄阿明通过对七宝“镇”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认为就七宝“镇”来说，如果说明清之际时期，从居民居住、商业贸易来说，一个完整的七宝“镇”就出现了的话，至清朝灭亡，七宝“镇”始终都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行政单元。它的内部事务的运作，南北都是由分属的娄县和青浦县各自独立实施行政管理。就目前所见资料来看，除了疏浚水道这样的公共工程，仅少数时间是由一县负责进行，绝大多数的历史时候都是由二县、三县、乃至四县共同集体进行的外，赋税征收分南北，贞节烈女奏报树坊也是各自为政，等等。
最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晓东作了题为《略论清代松江府与中外贸易交流活动》的发言。张晓东指出，到 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前，共八十五年的时间里，广州是中国沿海唯一口岸，这段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基本上是广州贸易。然而上海在丝路国际贸易网和国内贸易网中所形成的显赫声誉引起西方新来者的注意。在这个重大历史交替时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凡是在传统丝绸之路上以贸易航运发达便利而著称之地，都引起西方殖民者和商人的觊觎与开拓，上海地区同样经历了两种贸易的衔接与转变，也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当时这些洋人了解到的情况未必全面可靠，但是其中反映了丝绸之路末期上海地区在中国东南地区与东亚各地之间贸易交流中所形成的特殊地位及美好声誉已经积淀成为一种历史传统及其记忆。这种现象说明虽然丝绸之路结束了，但是丝绸贸易并没有结束，国际贸易的总趋势是上升的，上海，还应该包括其他不少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枢纽由于地理优势不变，历史传统积淀深厚，在近代实现了某种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