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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水道:商业文明曾“网络”天下 三大黄金水道

2018年11月6日,“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嘉靖、隆庆、万历瓷器对比展”在故宫博物院景仁宫展厅开展

“水能载舟,亦能煮粥。”这句网络时代的戏谑之言,却蕴含着人类文明与大江大河的历史渊源。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长江始终如母亲一样,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滋养、文化滋养、生态滋养。不仅如此,作为横贯东西、辐辏南北的大动脉大通道,母亲河自古就以“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的大开大阖,引领着古代商业文明之先声。

茶、瓷、丝绸出其左右

在湖北省赤壁市有一个小镇,旧称羊楼洞,今叫赵李桥。虽更名多年,但“羊楼洞”这个称呼,在我国北方以及蒙古、俄罗斯等地,至今仍然响当当。从这里运送过去的“砖茶”一直为当地群众所喜爱。

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茶叶从中国南方福建、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出发,经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由库伦(今乌兰巴托)至恰克图进入俄罗斯,并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这条茶叶之路绵延13000多公里,成为名副其实的“万里茶道”。

羊楼洞是这条万里茶道上一个重要节点。附近一带包括湖北、湖南等地的茶叶,在这里集散、加工后,经由长江水路到汉口,再转入汉江至襄阳上岸,汇入陆上的茶道,直通俄罗斯及其他欧洲国家。

翻阅整部中国文明史,就会发现,长江流域不仅创造过辉煌的史前文化和灿烂的楚文化,在秦统一以后,始终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发展中最重要一轴。包括稻米、茶叶、瓷器、丝绸在内的重要农业、手工业商品,无不出其左右。

唐代饮茶之风始兴于中国南方。《太平广记》记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茶叶的人工栽培也在这时候得到大规模发展。陆羽《茶经》详细记述了茶叶的生产、加工、煎煮、饮用之法。被称为“茶圣”的陆羽是今湖北天门人。据说他发明了煎茶之法,大大促进了茶饮之风的盛行和茶叶种植的普遍发展。

长江流域的湿润气候是茶叶生产成长的基础,而长江航道方便快捷的水路运输,让茶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成为中国古代商贸世界里交易最为活跃的商品之一。白居易《琵琶行》道:“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在今江西景德镇附近,可见当地茶叶已经声名远播。

如果将视野拉长至更久远的历史,则可见长江流域的商业风气早已盛行。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制瓷业在南方出现较早,技术也较北方先进,直到北魏以后,北方制瓷技术方有明显进步。陆羽从饮茶的角度,称瓷器为“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对产于长江下游的越窑推崇备至。陆龟蒙更是盛赞:“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到了明代,景德镇的瓷器已经是天下最盛。“弹丸之地,商人贾舶与不逞之徒皆聚其中”“工兴则挟佣以争,工毕则鸟兽散”。这里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丝绸刺绣更是长江流域风气之先的一个标志。早在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丝绸纺织技术就已达到极高的水准,特别是楚国的丝织刺绣艺术,以其精湛的技艺,绽放于列国之上。秦汉以后,长沙马王堆汉墓是继荆州马山一号墓之后又一个“地下丝绸宝库”。其中有一件素纱禅衣,身长128厘米,袖通长190厘米,重量只有49克,堪称古代的“皮肤衣”。

唐代最著名的蜀锦,起于巴蜀之地,经由长江水路运往中下游及北方地区,一时间大放光彩。“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江南之地丝绸贸易热闹繁盛。到宋元时期,江南的纺织技术达到高潮,长江流域作为丝织刺绣业中心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据史料记载,宋代300多年间,著名的丝织物品种大多出产于江南及川蜀地区。

江河通道“网络”天下

《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汉广”“江永”,是人们通行远方的天堑难题。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在长江航运上做文章,将长江天堑变为“黄金水道”,使其成为水上运输“大动脉”。

“黄金水道”历朝历代承担着粮食、丝绸、食盐、茶叶、瓷器等商贸物品东传西递、南承北送的使命,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扩大人文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史载“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今天的考古发现也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就已经驾驶舟船,在长江流域开始航行。2002年在浙江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是迄今发现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独木舟,距今已有七八千年。

数千年来,古代长江船舶经历筏、独木舟、木板船、桨船、木帆船的发展历程,推动了先民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秦汉时期,造船业的发展已经达到较高水平。20世纪80年代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了多只木船模型,其中还有结构复杂、有23支船桨的大船。

远古时期,在生产力的限制下,原始的航渡状态持续了千年之久。至春秋战国时期,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需求的推动下,对航道进行开发治理已经出现。各诸侯国开挖大大小小的地方性运河。自然河道航运的拓展和人工运河的开凿,成为日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商品流通水上运输网络的雏形。

早在春秋晚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在扬州筑邗城、开邗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联为一体。秦灭六国后,为解决秦军给养运输问题,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挖人工运河灵渠,长达30多公里,引湘江之水注入漓江,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

大运河,将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紧密联系起来,将长江南北的经济文化联结起来,使位居北方的政治中心,得到南方源源不断的物质供养。隋唐以来,经济重心南移趋势已显。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江南地区。正如韩愈所说:“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长江边的扬州城,更是全国商品聚散的大都会,一时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资治通鉴》记载“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扬州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益州并称。

开放纽带连江接海

早在史前时期,长江流域文化就表现出较强的开放性特征。不仅流域内各个史前文化之间的往来已经频繁,与邻近地区文化的接触也有很多。比如在石家河出土玉器中的凤、虎等造型以及羽冠持钺人物像,也传到了同一时代中原地区的陶寺、石峁,以及川西的宝墩等文化中。

秦汉以后,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特征并没有改变,这也是中华文明持续性的密码之所在。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古代的“丝绸之路”,除了由西汉都城长安通往中亚的线路外,在西南地区,从四川、云南进入缅甸、印度等地,还有一条早期的民间通道。这虽是一条山水险阻、通行不易的羊肠小道,但是通过这条商道,长江流域的丝绸、漆器等也向西南地区输出。有人称这条商道为南方“丝绸之路”。

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通道,早期的起点在广州,通向印度洋沿线。六朝以后,长江口也已经是重要的起点了。盛唐之际,国力强盛,呈现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态势。长江北岸扬州港接近长江口,成为海、江、河中转枢纽港,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如果将长江看作一条横轴,西南的南方“丝绸之路”与东部的海上“丝绸之路”,此时已经构架起一个古老的“H”型开放架构,虽只是一个雏形,却为中国古代的文明进步奠定了开放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提出了以海岸带和长江沿岸为国土开发、经济布局战略重点的“T”型发展战略,以沿海为一个战略轴线,沿江为主轴线形成整体发展的空间格局。由于沿海与沿江形如一把拉开的弓箭,有些研究者也常以此来形容长江流域引弓待发的开放态势。

实际上,这种“T”型开放的格局在中国古代已有雏形,并形成了内陆流域文明与海洋文明并发的趋势。可惜的是,这个开放格局遭到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破坏,戛然而止。直至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者用枪炮和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沿海与长江,反而成为列强们进据、掠夺和瓜分中国的通道。

这一时期,地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和地处长江中游的汉口,成为近代商业文明的先声之地。“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汉口,一度是中国最大的茶港。1861年,汉口开埠,外国茶商纷至。随着万里茶道的兴盛,当时的俄国茶商,几乎操纵了汉口砖茶市场。

一方面是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在华的肆意掠夺,让清末湖北的新思想萌发得更快,为一场改变两千年传统帝制的历史巨变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半月谈记者 皮曙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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