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化自信是主体对国家、民族文化的历史底蕴、发展道路、发展取向、发展前景的总体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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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逐步生成与确立。新中国文化自信的表征主要涉及文化发展目标、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发展功能、中国文化发展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新中国文化自信的生成与确立，主要基于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新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成就及国家、民族、政党自信支撑。新中国文化自信既是国家、民族与政党自信的统一，也是历史、现实、未来三者评判的统一，同时蕴含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自我评价与他者评价的统一。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中国；文化自信；表征；成因；特质
作者简介：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中国70年的历史经验研究”（19JD710100）
文化自信是主体对国家、民族文化的历史底蕴、发展道路、发展取向、发展前景的总体判断。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生成与确立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文化自信的表征与程度不尽相同，促使文化自信生成与确立的因素也存在差异。本文侧重新中国70年文化自信的表征、成因与特质的总体探讨。
一、新中国70年文化自信的表征
新中国70年不同时期文化自信的程度和侧重点不同，但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文化发展目标、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发展功能、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等方面。
1. 新中国文化发展目标的自信。文化是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支撑，建构新中国的国家形象不能缺少文化的要素。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起草《共同纲领》时指出：“中国人民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使新中国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文化进步的国家。”[1]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是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取向；由文化落后国家变成文化进步国家，这是新中国文化发展的目标。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提出了新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目标的设想，准备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2]。“高度现代文化程度”表明对新中国文化发展目标定位的高起点、高标准，毛泽东对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没有具体规定，而对文化发展程度的预期高于对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期待。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将文化发展目标定位为“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将改变文化落后状况的时间界定为“几十年内”[3]。将世界先进水平确立为我国的文化发展目标，使“高度现代文化程度”有了评价标准和参照，由此，新中国文化发展目标变得具体化。
“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发展目标，只有经过文化现代化之后才能实现。在酝酿“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现代化成为其中的重要方面。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4]“现代科学文化”既表征文化发展程度、发展水平，也是文化形态、文化性质的改变，成为后来“四个现代化”的内容之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文化自信视域的拓展。1964年12月，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一段文字，要求打破常规，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5]。在毛泽东的视域中，文化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机构成部分，实现文化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确立的文化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与文化发展相伴随，文化发展的过程也是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激发文化活力的过程。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6]。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对文化发展目标的定位，“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际上是指文化的高度发展，这一目标作为战略方针写入党的十二大报告。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日渐清晰。党的十六大报告预言，“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必将迎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创造出更加灿烂的先进文化”[7]。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定性为“先进文化”，表达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属性、品质的自信。党的十七大报告开始将民族复兴与文化繁荣结合起来，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8]。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文化发展目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之中，对文化发展目标的自信日渐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大报告在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同时，确立了“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进行了谋划和布局，并明确提出了“文化自信”的概念[9]。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中华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复兴，基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诉求和文化支撑，习近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充满自信。
2. 新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自信。文化发展目标的实现，有赖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文化发展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借鉴域外文化的有益成分，能否以开放的胸襟对待外来文化、以包容的态度吸收外来文化，实际上体现了文化自信的程度。一般而言，文化自信越强的国家和民族，越能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通过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有机融合，实现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11]这种文化上的对外开放、兼收并蓄，实际上表达的是文化发展道路的自信。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化的交流与借鉴，是文化发展的常态，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缺乏必要的交流和借鉴，将走向自我封闭和萎缩，导致文化影响力、创造力的衰退。毛泽东要求以我为主，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文化，这既是对中国文化底蕴的自信，也是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文化方面的交流互鉴增多。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2]。借鉴、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体现了文化开放过程中的自信，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智慧。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方面强调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要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强调“必须积极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将其熔铸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13]。世界各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应该加强不同文明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4]。这种文明对话交流的达观态度，体现了文化开放过程中的自信。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和文化实力的增强，文化开放、包容的自信得到进一步增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5]这是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只有交流互鉴，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16]将借鉴外来文化作为增强文化自信的条件，深化了对文化交流互鉴的认识。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遭遇的困难有足够的估计。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17]。认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艰巨性，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自信。1959年6月，毛泽东在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坦承：“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18]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视为一个过程，不是急于求成，实际上是文化发展道路自信的表达。
3. 新中国文化发展功能的自信。文化具有教化、激励、凝聚等功能，是支撑经济政治发展、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就指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19]。这里肯定了文化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支撑作用，彰显了文化推动经济建设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作用的彰显，对文化发展功能的自信逐渐提升。在江泽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20]。这里对文化发展功能的阐释，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经验的总结，彰显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进入21世纪，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胡锦涛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21]这种对于文化功能的科学阐释，既深化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文化自信的表达。立足新时代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22]。这里肯定了文化的作用，诠释了文化自信的特点与功能，将文化自信与国运兴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联系起来，深化了对文化自信功能的认识，彰显了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价值。
4. 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贡献的自信。中国是文明古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塑造新中国的国家形象，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需要中国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1951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人口几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样大的国家，如果在文化上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经济上不能有较快的发展，那我们就对不住世界人民，也对不住我们的祖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所创造、有所发展”[23]。基于中国文化的传统地位和世界文化发展的责任担当，周恩来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未来地位的自信，“将来在共产主义的大家庭中，中华民族这一份文化财富，将会占很重要的地位”[24]。尽管共产主义的实现是遥远的将来，但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未来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地位、作用的自信。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对于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贡献的自信得到提升。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会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25]。这里展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前景、国际地位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为此，他要求围绕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让世界知道“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26]。“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的“高度现代文化程度”到习近平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的范畴，形成“四个自信”的表达，这是新中国70年文化自信演进的轨迹；对新中国文化发展目标、道路、功能及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贡献的自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信的战略眼光与世界情怀。
二、新中国70年文化自信的成因
新中国70年文化自信生成和确立的原因，不能简单从文化本身来寻找，而要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考察，结合文化发展规律、人民文化需要、文化建设成就与国家形象、民族形象、政党形象支撑来说明。
1. 基于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相互促进，文化建设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经济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新诉求，需要文化发展支撑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满怀激情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将要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7]。文化随经济的发展而进步，一经形成又反作用于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毛泽东依据文化发展规律，展现了新中国文化建设前景，表达了对“高度文化”的向往和追求。1957年3月，毛泽东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国家建设需要技术和科学，为此“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28]。这里所说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指文化发展和文化面貌的根本变革。在毛泽东看来，建设也是一种革命，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任务将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重申，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29]。毛泽东力求通过文化革命、文化发展，满足经济发展的文化诉求，为经济发展提供文化支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深化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30]。文化随着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这是促成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自信提升的重要因素。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伴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31]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中华文化将迎来繁荣和发展，也将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不同文化形式的相互借鉴、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争鸣，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32]“双百”方针揭示了科学和艺术发展规律，一经提出就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了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1957年3月，毛泽东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种使得文学、艺术、科学能够繁荣起来的一种方法，也是一条方针”[33]。“双百”方针的确立是促成文化自信形成的重要因素，能带来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尽管“双百”方针在后来的实践中出现了偏差，但不是“双百”方针本身的过错，而是执行过程中误入歧途。改革开放后，“双百”方针仍是指导我国科学艺术发展的方针，调动了知识分子从事文化创造、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2. 基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文化需要日益增长，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满足人民文化需要、促进文化发展的过程。周恩来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4]人民的文化需要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促成文化自信的原因。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将“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35]，作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文化需求发展规律的认识。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文化需求的层次上升。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为“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6]。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人民文化需求的升级推动文化进步。胡锦涛提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37]人民文化需要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之中，人民文化需要的增长和满足，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也促进了改革开放时期文化自信的提升。
人民是文化的消费者、享受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新中国文化建设有赖知识分子的创新和创造，知识分子经过团结、教育和改造，转变了原来的立场、情感和态度，愿意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服务，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主体，这是促使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自信生成的重要因素。为调动全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周恩来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表示，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的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38]。文化发展的过程，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升人民精神境界的过程，也是孕育人民文化创造力、想象力的过程。习近平在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用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四个关键词，建构了中国人民的形象，这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促成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素。
3. 基于新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成就。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1952年国庆纪念时，我们党对新中国文化建设成就进行了初步总结，包括改革教育事业、发展新闻出版事业、逐渐普及电影、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铲除美国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势力。正是基于这些文化发展成就，中共中央关于1952年国庆节宣传要点的指示指出：“我们的国家即将进入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阶段。”[39]新中国初期文化发展成就的取得，积累了文化建设的经验，也为文化自信的萌生提供了事实支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育规模扩大、教育质量有所提高，图书报刊、广播影视事业得到较大发展。1957年至1966年，全国累计生产故事片495部、美术片109部、科教片786部、新闻纪录片2250部，创作、演出了一大批优秀文学艺术作品[40]。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是形成文化自信的事实依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创作生产持续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这是确立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
4. 基于国家、民族、政党自信支撑。国家自信是文化自信生成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水平低，且面临西方敌对国家的封锁、禁运、遏制，但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周恩来指出，我们有这样多的人口，有这样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一定会在世界上建设起一个强大的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完全有这个信心”[41]。文化自信是国家自信的构成要素，对于国家未来发展前景的自信，为文化自信的萌生奠定了重要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建立的国家，同一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有效率、最巩固的国家”[42]。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创造了多方面条件。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指出，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一个巩固的时间，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43]。这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而生成的文化自信，也是国家自信的表达。
新中国的文化自信，源于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近代以来，随着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中华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备受打击。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民族独立和国家地位提升，全社会消除了对西方的依附、谄媚、崇拜和恐惧心理，“全国人民恢复和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44]。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为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必须首先打破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45]。崇洋心理、依赖心理的消除，有助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此基础上生成文化自信。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得到提升。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46]，并批评了“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崇洋心理。江泽民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要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47]。他批评了盲目崇拜西方、对祖国妄自菲薄的现象，痛斥有的人甚至为了个人私利，不惜丧失国格、人格，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提升，为文化自信的提升奠定了基础。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48]。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成就了中华文化的辉煌，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形成。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是如此强大、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49]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是确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参照。
新中国的文化自信，说到底源于政党自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执政能力、执政威望提升。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50]。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政党自信是促进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素。1956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八大开幕词时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51]。政党自信是新中国文化自信生成的重要条件，缺乏政党自信，难以生成文化自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提升，国家自信、民族自信、政党自信日益增强。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52]政党、国家、民族自信是文化自信确立的支撑，有了政党、国家和民族自信，自然也就有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蕴含其中，成为政党、国家和民族自信的深层内涵。
新中国70年文化自信的生成和确立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撑，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是文化自信形成的认识基础，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文化发展成就是文化自信形成的现实依据，国家、民族、政党自信是文化自信形成的底气所在。
三、新中国70年文化自信的特质
纵观新中国文化自信的表征与成因不难看出，新中国70年文化自信，从主体维度而言，是国家、民族、政党自信的统一，从时间维度而言，是历史、现实、未来三者评价的统一，同时蕴含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自我评价与他者评价的统一。
1. 国家、民族、政党自信的统一。一方面，文化自信是基于国家、民族、政党自信而生成，国家、民族、政党自信为文化自信的生成与确立提供重要支撑；另一方面，文化自信是国家、民族、政党自信的折射和反映。文化自信是国家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国家文化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程度的自信，也是国家经济与政治发展程度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的表达，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积淀、文化传统的自信，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和文化发展前景的自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掌握新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导，对国家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创造的自信，实质上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自信，是对中国共产党定位文化发展目标、确立文化发展方针、选择文化发展道路、掌握文化领导权的自信。因此，文化自信蕴含多方面的信息，是国家、民族、政党自信的表达。
2. 历史、现实、未来三者评价的统一。新中国70年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深厚文化底蕴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形成的历史底蕴。新中国70年取得的文化发展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空间的拓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文化自信形成的现实基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和国际地位提升，随着中国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伟大跨越的实现，新中国文化发展将迎来新的辉煌，文化自信包含对未来中国文化发展预期的自信。基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生成的文化自信，具有坚实的基础。
3.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文化随经济的发展而进步，又为经济发展、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支撑。新中国文化自信体现了文化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基于文化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自信，具有合规律性的特质。同时，新中国文化自信包含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发展期待，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文化诉求，文化发展目标的确立、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蕴含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追求，具有合目的性的特质。新中国文化自信的合规律性是合目的性的基础，合规律性通过合目的性来体现。
4. 自我评价与他者评价的统一。新中国的文化自信既以自我评价为基础，也有他者评价为参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文化发展的目标与道路、历史底蕴与现实成就有清醒认识，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而生成的文化自信，这是确立文化自信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新中国文化自信获得了他者评价的支持。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中国文化“对东亚，甚至对全世界都有重大影响。今天要维护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同样需要孔子的思想……为什么中国能发展好，可能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53]。将中国文化与中国发展道路联系起来，深化了对中国道路的认识。在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看来：“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54]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他者评价，不带感情色彩，评价更为客观、理性和冷静，为新中国文化自信的生成和确立提供了重要支撑。
四、余论
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从自发到自觉、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文化自信发展的过程，与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实践过程相伴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自信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彰显了全党全社会文化自信的逐渐提升。新中国70年文化自信演进的过程，从一个维度展示了新中国历史的面相。
一个国家的文化只有得到国民认同，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国家实力。新中国70年文化自信演进的过程，是文化认同不断提升的过程。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增进文化认同，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新中国70年文化发展历程来看，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认同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过程，这种文化认同是新中国文化自信生成的前提和基础。事实上，缺乏文化认同，无法生成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生成要从培育文化认同开始，将文化自信置于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
新中国70年文化自信演进的过程，是文化影响力、辐射力不断扩大的过程。随着对外开放的实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从国内拓展到海外，这是促成文化自信提升的重要因素。同时，文化自信的彰显有利于文化影响力、辐射力的拓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对于文化影响力、辐射力的拓展至为重要。面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经验，既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力、辐射力的扩大，也有利于文化自信的提升。
从新中国70年文化自信的表征、成因与特质可以看出，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包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功能及世界地位的自信；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促进文化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以满足人民文化需要的程度、文化发展成就提升新时代的文化自信；结合国家、民族、政党自信的建构，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认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资源、独特优势，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话语，诠释自信什么、何以自信的道理，是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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