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梳理代际社会流动的理论框架，区分了流动数量和质量两个分析维度，描述了其各自的影响因素及意义，强调社会流动不能只看规模和数量，还需要重视能削弱社会不平等的质量维度，有质有量的社会流动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开放性。文章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代际流动变迁的基本状况，认为当前社会流动的特征在于从机会少但长距离的“高铁模式”向机会多但距离短的“地铁模式”转变。作者最后建议以群体流动等若干议题作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
代际流动/流动率/社会结构变迁/流动模式
作者简介：
李煜，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复旦大学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所承担的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及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研项目“上海居民小区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与居住满意度研究”的一项成果。
目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社会对“拼爹”和各式“二代”现象有广泛的热议，以“二代”和“固化”为核心词的论文也爆发性增长，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在社会学的文献传统中，这无疑就是经典的代际社会流动问题。它是研究父辈和子女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传承模式和变迁的规律。核心的分析主题是父辈间的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又在多大程度上被传递到下一代，所以是辨别一个社会结构是否开放，即具体评判社会开放性程度的主要指标。本文尝试在梳理代际流动文献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流动状况做一简要的回顾，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建议。
一、社会流动的分析维度：数量与质量
社会的分层结构，一直是社会学研究中最核心的议题之一。与分层研究更注重静态结构描述不同，社会流动更关心的是社会成员与结构位置的动态匹配过程和变动关系。广义的社会流动，包括了代际流动、代内流动(通常称为职业流动)和地域间的流动，而狭义的社会流动通常就是指代际流动，即代际间的社会结构位置的变动，分析的目标是描绘和解释上一代的社会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又是如何传递给下一代的。社会流动研究的奠基者俄裔美国学者索罗金认为一个社会的流动状况的变动似乎并无规律可循，流动率是一种不规则波动。①后来的研究者们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仍然不懈努力试图找出一个社会代际流动的规律。
那如何分析社会流动呢，计算流动率显然是最直观的方案。流动率计算的是发生代际社会位置变化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向上和向下的比例，这在文献中被称为粗流动率，实际上计算的就是流动的规模或数量。
对流动规模(粗流动率)影响最大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发生剧烈社会动荡，二是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这两者都意味着社会结构在短期内发生剧烈的变动。前者如发生革命、大规模战争或严重自然灾害(如瘟疫、地震)，社会的结构因此发生激变，特别是改朝换代式的暴力革命或外族入侵往往会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旧有的社会结构的形态可能被改变或者发生破损，在社会结构的恢复和再造过程中大批社会成员的结构位置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向上或向下的流动；第二种是近百年来在世界各国都可以普遍观察到的，由产业结构变迁引发的社会流动。工业化和后工业技术革命对产业和职业结构造成深刻的形塑。在工业化和产业升迁过程中，社会流动受到三个不同结构效应的联合作用，增加了社会流动。首先，劳动力大量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服务业以及其他新兴职业，劳动力因此“被迫”在经济部门和职业间的转移，这是社会流动数量增加的首要原因。其次，工业化带来另外两个后果：经济组织和社会政治组织的科层化，以及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专业化。科层化和专业化带来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的比例大大增加。产业结构变迁、职业结构的科层化和专业化三者的联合效应导致中间阶层的兴起，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从中获益，特别是原农业劳动者和体力工人得到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②如果这一产业结构的变迁是剧烈的、快速的，势必带来大量社会流动的机会。所以，无论是社会动荡的冲击，或是产业结构调整，都导致社会结构出现大批新社会位置需要填补，从而形成社会流动的增量、促进了社会流动。
但是与一般民众关注社会流动数量不同，社会学分析更关注社会流动的质量。和对居民收入的分析一样，我们可以从收入高低的数量角度去分析：40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得到了巨大的提高，无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扣除了通胀因素以后。但同时，我们也应该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用基尼系数等指标工具来分析收入的不平等的发展趋势。两者是回应不同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社会意义。收入水平的普遍增长提高了全民的生活水平，而收入差距的拉大为我们描绘了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变化。同理，社会流动数量的增大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流动质量的提高。
如果社会流动的数量增加的原因仅仅是经济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迁，结构变迁的速度越快，越会带来猛烈的流动机会。这相当于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成员的流动机会都得到了增加。而流动机会分配的公平性是否同时得到提高，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以高等教育扩招为例，大量经验研究发现，本科层次的大学扩招虽然工农子弟、农村户籍、落后地区的生源数量有一定的增加，但入学概率的上升幅度要小于其他优势社会群体，即相对不平等仍然在上升，在一些重点大学中甚至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大学扩招所带来的绝对数量上增加未必一定能有效降低高等教育入学的不平等。即使有更多的低阶层子女能上大学，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格局(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不平等)并没有变化、甚至可能发生恶化。这也是近年来高校招生持续大力实施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原因。
由于代际职业阶层结构的不同而导致的社会流动被称为结构流动：如果一个社会处于职业结构的高速变动时期，如快速工业化过程令大量农民后代进厂做工，那么其农民子弟将更多地由于代际职业结构的不同而“被迫”流动成为产业工人。所以因结构变迁而导致的流动又称为“被迫流动”，它与一个社会结构本身是否更开放或封闭无必然的关系。单纯的结构流动并没有改变一个社会机会分配的机制和模式。所以社会流动不仅仅有规模大小意义上“量”的维度，还有是否能减少社会不平等功效的“质”的维度。
代际流动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流动数量大小，还在于流动机会的分配在多大程度上是公平公正的。虽然至今没有一个社会的代际流动能完全脱离父代的结构地位和资源占有的影响，但一个流动机会更均等的社会始终是人类社会的追求。这就是社会流动的“质量”的含义，有质量的社会流动是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弟在流动机会上趋向均等的流动，它能削弱代际不平等结构的传递，从而削弱阶层间的流动堡垒、增强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在方法上，社会流动的质量以控制(或去除)结构变迁影响后的流动率为测量指标，反映着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弟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存在多大程度不平等，学者们称之为相对流动率(relative mobility rate)。在技术上，学者们用基于优比(odds Ratio)的代际关联度(association)为指标。
影响社会流动质量的因素主要也有两个。一是社会筛选机制的变化。工业化不仅仅带来结构流动，而且也改变了社会流动的特征，即社会筛选的逻辑从先赋转变到自致。工业化大生产需要大量受过良好训练的劳动力和高质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高度经济理性的工业化生产逻辑需要按照“绩效原则”将个人分配到合适的职位，它不但打破了父职子承的传统社会代际传递模式，从农村释放了大量劳动力，而且以教育、能力等因素为筛选原则，给了原劣势阶层的有为子弟以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的筛选和劳动力配置机制的改变，推动了教育的迅速扩张，加之伴随工业化的城市化和日益频繁的地区间流动，削弱了家庭背景对个人社会流动的阻碍。这一观点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理论，在它看来社会各阶层流动机会将因为工业化而平等化，即流动机会不平等将减少，其背后的推手是基于工业化大生产和市场竞争的经济理性——绩效原则。
第二个影响社会流动质量的因素是社会结构的不平等程度。虽然这还未得到可靠实证研究的全面支撑，但一般的看法是：社会的流动性似乎的确与社会不平等负相关：收入不平等较小的国家，代际继承性也较小；社会趋向更不平等时，代际流动减弱。其原因在于当社会不平等程度大的时候，不同社会群体间所占有的经济、政治、社会网资源的数量差异也大。当父代将这些资源投资于子女，子代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就越大。于是，社会阶层间分化增强，意味着社会流动的壁垒抬高，跨阶层的社会流动将更艰难。
社会流动的数量和质量是分析社会流动的两个维度。社会流动的数量是对其规模的测量，而质量是反映其社会平等化效应大小的测量。虽然在现实中，社会流动的数量和质量存在一定的关联，大规模社会流动经常也带来不同阶层子弟流动机会的均等化，但这一关系不是必然的，而且所带来的均等化效应也有很大差异。所以本文强调的是不能简单地看社会流动的数量和规模，也要关注社会流动的质量维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推动社会结构的开放、削弱社会堡垒、阻断代际不平等的传递，是需要同时兼具“质”与“量”的社会流动才能实现。如果社会流动的绝对数量不多，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得以人尽其才、实现流动的梦想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用有限。所以，基于公平竞争的有“质”有“量”的社会流动才是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开放的有效手段。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