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
童庆生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既是限定词，但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各种限定的解构，是没有限定的限定，并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文学’的原有意义。”前不久出版的《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一书中，作者童庆生如是说，世界文学是“有关人的生存和人的生存历史的文学”。
有关“世界文学”的讨论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1827年，在仅有7000人口的德国偏远小镇魏玛，歌德在和秘书艾克曼的一场闲谈中提到自己正在读中国小说，并感叹：“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应该为加速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歌德一方面期待德国摆脱对法国文化的依赖，实现真正的文化独立，一方面却并不认同德国民族主义者复兴本土文化和民间传统的做法，世界文学便是进退维谷的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从此，“世界文学”成为一种理念、一种理想、一种方法论的隐喻。
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一个鼓舞人心的段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屋建瓴地指出，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逻辑，世界市场将是滋养世界文学的温床。尽管马、恩的论断带有浓厚的经济决定论色彩，其所言的世界文学由于是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产物而投射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子，但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打破民族主义桎梏的探索，一直致力于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社区。
20世纪上半叶，欧洲频发的战火和法西斯主义迫使大量难民流离失所，却意外成就了世界文学的进一步发展。罗曼语语文学家、文学思想史家埃里奇·奥尔巴赫是彼时流亡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伊斯坦布尔颠沛流离的孤寂中，不仅完成了《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这一语文学领域的不朽名作，更成为“世界文学研究的预言家”，寄希望于世界文学“将依旧热爱西方历史的人凝聚起来”，将分崩离析的西方文明重新拼接在一起，因为世界文学的“世界性”不仅仅在于世界文学是经济全球化催生的世界市场的产物，更在于它探索的是人类心灵深处共享的人文主义精神。
然而，世界文学研究的关注对象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人性，还包括人文传统的发展史，即不同人类成员间是如何通过相互的广泛交流而形成相对意义上的人性共识。从这个角度而言，世界文学不仅是歌德展望的打破民族主义思维的美好愿景、马克思和恩格斯洞穿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具象，更成为美国学者佛朗哥·莫瑞蒂所言的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问题”，为理解人性和人类心灵史提供了一个“抓手”。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大卫·丹穆若什曾就“什么是世界文学”进行了现象学而非本体论的探究，按照他的观点，经由跨民族的流通、翻译和生产，世界文学是一种在动态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实践文本，是具体历史语境下政治、思想、语言、文化等各个方面交流、冲突、协商、调和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学不仅为理解文明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抓手”，它本身也成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协商的媒介。
在《汉语的意义》中，这个“抓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作为一种广义的“世界文学”文本的汉语。按照童教授的阐述，汉语并非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封闭语言体系，而是一直与世界有着交流互动。事实上，正如任何交流的起点都与自身立场有关，西方对汉语的认知与西方内部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思想史的承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建立一种冲破种族、文化和语言界限的普世性知识体系，其代表之一是17世纪欧洲推行的人造通用语运动。在那个被认为是“理性乌托邦”的时代，汉字的象形表意特征最先被传教士利玛窦推介到欧洲，这种神秘的东方文字随即引起了欧洲主流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极大兴趣，一时间被给予了实现“语言乌托邦”的厚望。然而，当17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热”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18世纪以孟德斯鸠、黑格尔为代表发起的对中国的质疑和批判，汉语的“缺陷”也愈发凸显。此时的欧洲知识界早已彻底打消了将汉语打造为“世界语”的念头，不仅仅对汉语复杂的语音、表意系统等语言层面心生嫌恶，更将对汉语弊病的妄测拓展到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诟病，汉语以及整个中国成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建构的东方他者。
值得注意的是，不断流变的西方汉语观不仅成为西方中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反作用力同时影响了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使现代白话文运动如同早期现代欧洲的去拉丁化运动一样，不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改革，而是一场具有浓厚的思想启蒙、知识再造和文化改革色彩的社会运动。可以说，汉语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中西文明之间跨越几个世纪的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的纽带。不能忽视的是，作为广义的东方主义知识形态的一部分，西方汉语观充满了帝国霸权和殖民主义的“他者”想象，而这种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误读与挪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汉语观对中国的白话运动以及现代启蒙的反作用力也不乏一定的积极意义。事实上，汉语本就是世界语文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围绕汉语展开的语言、文化、社会层面的中西双向对流、循环反复的多回合互动，不仅是现代知识体系建构及传播的重要特征，更是异质文明之间开展对话、进行协商、达成共识的必经之路。
不难发现，这与世界文学投身的事业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汉语走出民族国家的边界，走进世界语文的版图，它的命运关系到文明间的相互沟通与影响。而这同样也是文学的命运。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文学的应有之义是带领人类各成员在碰撞、交流、和解后取得对人性的共识。从文明的对话到人性的共识，是汉语给予我们的启迪意义，是世界文学为我们勾勒的美好理想，也是人类为形成命运共同体而孜孜不倦的努力。
作者：孙 璐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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