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发表公开讲话，就货币政策以及经济形势表达了看法。在介绍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我国金融业取得的成就时，易纲行长总结为建立了五大体系，总体来看成绩很大、来之不易。这五个方面，归纳起来实际就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微观层面，建立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服务体系，金融市场的主体是金融机构，要为投融资双方提供服务，而这种服务是围绕实体经济发展进行的，金融机构开展的业务就是它服务的内容。
第二个是宏观层面，即建立金融监管和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就监管而言，首先是针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要求其表现规范，特别是对它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风险管理，宏观调控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特点，货币政策是主要的，同时最近几年也发展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第三个是对外开放方面，体现了整个金融体系内外之间的联系。最近几年，金融机构持股比限制在放开，汇率也经历了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不断改革、市场化的过程。再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它的三大功能逐步提升。总体来看，金融业成绩很大，很多方面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这也是和我们经济地位相适应的。
金融开放背景：我国金融业竞争力已今非昔比
今年8月末，普惠金融口径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1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3%。民营企业的贷款余额45万亿元，同比增长6.7%，这种增长主要得益于金融主管部门政策的积极引导。
比如央行的定向降准，还有一些政策向中小金融机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倾斜。这种政策引导自然有利于资金流向这些短板领域。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自主拓展了针对中小企业的相关服务，对其给予一定程度的倾斜。这是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
目前银行、证券、期货行业的市场准入已经大幅放开，明年将会全面放开股比限制，这也带来了一定的机遇。我国金融业开放一直在贯彻稳中求进的原则。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在服务业开放方面，中国履行入世时的承诺，步伐较快。
中国金融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中国金融业规模、金融机构竞争能力、金融服务能力等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抵抗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也大幅度提升。所以最近几年主动扩大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风险是可控的，它既是国内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可提升我们金融机构竞争力和内部风险管控水平，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笔者认为，金融机构应该迎难而上，认清新形势，抓住新机遇。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实际上面临一个结构调整、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挑战，金融机构要围绕实体经济发展趋势，开拓创新，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金融服务，同时要自觉地降低经营成本、提高风险控制的能力。
货币政策：一定要以我为主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保持货币金融政策独立性，是国家经济主权，但也要顺势而为。因为未来整体来看，世界经济是下行的，全球利率水平是下降的。
易纲行长虽然说要以我为主、保持定力，但他并没有排除未来降低融资成本——降息。从目前实际情况看，我们短期资金利息水平是比较低的，过去两年一直在往下走，但是中长期利率水平偏高，特别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偏高。
因此要更多地通过改革的办法来降低融资成本，把控好货币政策力度和节奏，即广义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速度要大体上和名义GDP的增长速度相匹配。
从量上看，要继续保持稳健中性，与此同时也要将总量政策与结构性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过去几年，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就是把控好力度和节奏，特别是整个宏观杠杆率要控制住，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这是前提条件，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
保持杠杆率稳定，同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保持杠杆率稳定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相互影响的，中间也有相冲突的地方。杠杆率稳定，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上，有企业杠杆率，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有公共部门杠杆率，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居民杠杆率等。
从不同视角看，宏观层面上，即整个国家负债水平和GDP规模的比率，为实体经济平稳发展保驾护航的话，其总体稳定是必须守住的。
另外从中长期考虑，要服务于结构调整，就是未来的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都需要政策引导和引领。
笔者认为，中国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包括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发展等，都要围绕实体经济发展，要有利于建立现代经济体系，推动产业现代化和产业链的高端化。
与此同时，要重点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现在的传导机制并不是很通畅，中间环节还有一些梗阻，因此让政策本身效果打了折扣。我国总体流动性是比较宽裕的，但是微观主体特别是有一些毛细血管供血不足，这里面实际上就是传导机制不通畅。
融资难、融资贵实际表现在小微企业，矛盾还是很突出的，未来要通过改革来提高金融体系各个环节的效率，降低整体金融服务成本，从而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和货币环境。（作者为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头条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