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一脉，浙东是其重要起源。鲁迅、周作人、王鲁彦、许杰等，皆为开风气的人物。乡土小说之“乡土”，实为现代的产物，惟作家有了现代眼光，以此审视乡村，方有“乡土”的发现，所以，相当长时期，“乡土”即为封闭、愚昧、野蛮、落后的指代。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的对证，为百年中国乡土小说绕不开的纠缠。
乡土小说转瞬已过百年。如今再看，浙东这块土地上，阿Q、闰土、吉顺、香桂姐、菊英、阿祥、阿秀等的后人们正经历着怎样的生活和心灵转折？他（她）们的生命经验和文化经验，与阿Q、闰土们有着怎样的赓续与变异？于这种分析意义上，宁波作家浦子的《桥墩不是桥》，是一部值得从小说史、主题史、社会史、心灵史的角度认真分析的作品。小说写浙东山村桃花庄修桥的故事。桃花庄有条亮溪，每逢雨季洪水泛滥就阻隔了村民的出行，于是，修桥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如此造福村民的事情，在桃花庄实行起来却是困难丛生。
这部小说的写作难度是很大的。作品材料的来源是宁海闻名全国的“乡村权力三十六条清单”。这样的题材，似乎怎么写，都逃不出为“36条”作注解的宿命，而这种为时事政策作注解，又恰是小说的大忌，所以，如何摆脱政策性的说教和比附，按照小说自有的方式处理题材，是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从创作实践上来看，浦子的写作是成功的。小说中，“修桥”也好，“36条”也罢，它们都不过是作家设置的引子而已，浦子真正想要去表达的东西，要远比修一座桥、落实一条政策重要、宏大、复杂、丰富。
《桥墩不是桥》这部小说剥离开来，有双重叙事：一重是表层的，就是小说所铺展开的桃花庄修桥这件事。在桃花庄，桥修还是不修，不是取决于修桥这个事情本身的价值，而是紧密联系着桃花庄的权力建构。小说中的桃花庄，修桥与乡村权力建构呈犬牙交错之势，能否修得通这座桥，需要权力的支持，所以，获得权力就成为修桥的前提；反过来，在桃花庄，能否获得乡村的领导权，也是以修不修桥为博弈的筹码的。
正是如此，《桥墩不是桥》当中的修桥，不过是小说家设计的一个舞台，舞台上上演的，是当代乡村复杂的宗法势力、利益团体的博弈。这种博弈的背后，混杂着人们的利益、欲望、恩怨、情仇、算计、心机、意气等。浦子借助一座桥，完成了对现时代乡村社会人性、人心多面性、复杂性的聚焦。在深层寓意上，《桥墩不是桥》这部小说，浦子却是有大关怀的，这种关怀就是：现代大变革之中的乡村社会“往何处去”的问题。如果说，阿Q、闰土、祥林嫂、吉顺们，在沉闷的、透不过气来的旧乡村文明中，唯有走向寂灭一途，那么，历经百年的回旋、激荡与冲撞，如今的桃花庄早就不是百年前的未庄和鲁镇了，林敬山、王从山、薛溪生、薛家丽、薛敏、王溪立、虫虫等，与赵老太爷、四铭老爷、阿Q、闰土们亦绝无可比之处。不管是治人者，还是治于人者，今天的乡村社会，每个人都代表着某种权力，代表着乡村的某种可能性。《桥墩不是桥》这部小说，浦子就是借助于桃花庄的修桥事件，让各种力量——宗法的、政治的、乡愿的等等，一一登场，进入到乡村权力建构当中。在各种不同力量的博弈中，浦子让人们看到，如今的乡村治理，无论是宗法式的、能人式的，还是德性政治、威权政治，都不是当代乡村治理应有的模式和最优选择，唯有依法治理，才是乡村社会最符合现代文明的选择。
小说中的“桥”有双重的命意，它既是有形之桥，亦为无形之桥。为有形之桥，可渡人于彼岸；为无形之桥，则是乡土中国现代变法的理想途径。所以，小说中的“桥”，其实是一个象征和隐喻，就像小说中的接生婆六妹一样，倘若“桥”为作者预设的乡村文明现代化的理想之道路，那么，接生婆六妹身上，隐含着的则是作家的某种冀盼，如同人来到这个世界需要接生，现代乡村文明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何尝不需要“接生者”？何尝不需要有人去见证那种痛苦与幸福并存的伟大现象？
尽管这种现象在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在桃花庄还一时难成事实，但就像小说最后写薛家丽离开时那段文字所表述的，“我看见一道光芒在她离开的地方闪现。那是一种圣洁之光，希望之光”。对于桃花庄而言，能够走出传统的宗法治理、威权治理、能人治理，走向清明的法制理性，何尝不是文明之光，未来之光？正是如此，桥墩不是桥，其实桥墩也是桥。没有桥墩，哪有一桥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没有桃花庄乡村治理的种种探索和失败，自然就没有最终的正确选择。
因此，浦子的《桥墩不是桥》，实为站在人类文明的大视野，以“桃花庄”为个案，深刻解剖中国乡村社会现代转换的路径，思考现时代乡村权力建构的一部大书，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时代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