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颐
江晓原长期在《新发现》等京沪影响力报刊开设科普专栏，《科学外史》是其历年精华结集，新版分三册，作品充分体现了专栏的特点，每篇大致三四千字，紧凑明晰，行文轻松，面向大众，通俗易懂。
专栏的形式灵活性，还在于选材灵活。《科学外史》既有书评、影评，比如对《三体》《基地》《黑客帝国》的解析，有助于揭晓其隐藏的科学常识；也有对西方科学与科学家的介绍，不乏颠覆，比如将托勒密称为“一个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伟人”，而牛顿的本质是“一个极度热衷的炼金术师”；还有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科学的重新认识，在历史与文化中理解传统文明，探讨中西交流；还有对社会热点的关注，比如UFO的谈资，比如量子力学、宇宙黑洞等。
专栏写作，版面字数限制作者的发挥，有些问题言犹未尽，尚待深入。江晓原的专栏长期、稳定，有保障，他采用系列写作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该谈谈托勒密了”系列五篇，分讲托勒密的《至大论》、星占学巨著《四书》、地理学贡献与后世影响等内容，从古希腊数理天文学的渊薮讲到近代科学兴起之后对托勒密的遗忘，并且以托勒密为切口梳理了西方古典科学的历程。
系列探讨显示了重点讨论。有些问题尽管没有明确写成系列，但反复出现，从相似或不同角度再三论述，也可见得作者的关心所在。比如，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中国古代科学成就集中在天文学领域，因此江晓原写了很多中国天学史的文章，包括：周武王伐纣时见过哈雷彗星吗？古代中国有无地圆学说？西方天学的输入等等，验证其真伪及背后的理论支撑。这也是他对“李约瑟之问”的一次回应。李约瑟关于“四大发明”的赞誉是有所拔高的，容易授人以柄。江晓原重释“四大发明”的地位和重要程度，倡议“新四大发明”，他提出的选项包括：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十进制计数。备选则包括：陶瓷、珠算、交子（纸币）、农历（阴阳合历）。
这个名单是有争议的。江晓原认为，评选“新四大发明”须考虑三个原则：要对中国文明或中国人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要尽量保证在世界上有着尽可能大的发明优先权（不一定要绝对“世界最早”）；要有足够的科学技术含量。事实上，必须注意，《科学外史》的许多讲法，是江晓原的一家之见，有些观点随着时间推移和科学发展，已被证伪或变得不再重要。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用“后见之明”去否定旧时的看法，或即便认为当下就有讹误，就嗤之以鼻。科学的意义正在于不断启发，很多错误是有价值的，要理解科学的批判性和统一性。
专栏写作的“点”较为分散，在写作过程里，好作者会保持纵贯其中的自身理念。以科普写作而言，普及常识自是题中要义，破解迷信、传播科学，认识科学的实用化、技术化和工具化效用。同时，关于科学的本质认识，还要包括阐释科学的社会角色和文化意义。
《科学外史》渗透着江晓原的科学人文思想。当今之世是科学的时代，技术带动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力量，让我们的衣食住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技术崇拜”的双刃剑也带来了许多恶果与未来危机。江晓原在写作里鲜明地表示，好的科学家或科幻小说家应避免功利主义取向，以反思科学技术为己任，揭示人类具有的认知能力，把握科学的精神底蕴和历史使命，塑造世界观和价值观。
所以，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我们对“科学”的认识，以及，我们要形成什么样的科学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