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师文静
80年代聚在一起只能谈文学
现在聚在一起谈什么病怎么治疗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你早年放弃牙医而转向文学创作,如果让你现在选职业,医生好还是作家好?
余华:我对牙医的工作还是很尊重的,因为我现在要去看牙医。但是当作家的话还是比牙医有点意思。说实话,牙医还是很辛苦的。作家的辛苦是自己把握的,比如说我不想写我就不写了,但是医生很辛苦。
今年我父亲在上海瑞金医院住院,我才知道医生有多么辛苦。我早晨7:30就去医院了,电梯里边全是医生,一位很有名的医生跟我说,做医生真的很辛苦。我以为上海、北京这种地方的医生上班都得9点后,但他们7:30上班是正常情况,外科医生一动手术就不知道时间有多长了,医生、护士都是很辛苦的职业。作家这份职业真的不算辛苦,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很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你说过,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只谈文学的美好时代,请谈谈80年代对于你的意义吧。
余华:这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系,我们年轻的时候正好是上世纪80年代。年轻的时候我们谈的是文学,不过过了几年,我们又都谈孩子,谈孩子怎么上学读书,现在我们这群人都面临一系列问题,比如父母的健康或自己的年老等,我的父亲已经87岁了,身体不好,我们自己身体也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那一代作家现在再坐在一起的话,谈得更多的话题是什么病、怎么治疗等。
上世纪80年代给每个人提供了一个好的文学环境,除了谈文学没什么可谈的。那时候电视机刚刚从黑白变成彩色,我们刚开始转播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每个周末只能看一场,当时英超等赛事都还没有转播。那时候的生活没那么丰富,我们在一起谈文学时连啤酒都没有,就是泡一杯茶,开始谈,谈到饿了再出去找吃的。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北京不好,到了冬天,晚上十点后就没有吃的地方了。
说上世纪80年代是美好的文学时代,一是我们年轻,刚刚走上文学道路,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喜欢谈论文学；第二,是我们当年的环境,除了谈文学以外没什么可谈的。
中学生是《活着》很大的阅读群
《活着》畅销要感谢语文老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活着》每年的销量都很惊人,电商平台上《活着》下面评论达到200多万条,作为作者,你认为《活着》为何如此受读者喜爱?
余华:我觉得还是要感谢语文老师。语文老师们喜欢《活着》,所以一代一代的孩子们就阅读《活着》。
《活着》受欢迎可能有这么个原因,故事是富贵自己来讲述的,只能用最为简单的汉语,我当时用成语都是小心翼翼,一部小说写下来没有一个成语浑身难受,总得用几个,就用了家喻户晓的所有人都知道的成语。可能就让大家都看得懂了,从孩子到大人。在写《活着》的时候我已意识到用简单的语言叙述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这部小说的语言越出了我此前熟练掌握的语言系统,时常会因为一句简单的话耽搁几天,因为找不到准确的语言表达。
现在读《活着》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了,中学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阅读群体了。我在国外遇到的很多中国留学生都告诉我,他们在中学时期就读我的书了。谁让他们读的?语文老师!所以,要谢谢语文老师。
外国小说受读者热捧
中国文学本身也会欣欣向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在当下的文学市场上,外国小说非常受欢迎。每年的畅销榜上差不多都是《活着》与它们单打独斗,与《追风筝的人》《人间失格》《摆渡人》和东野圭吾等引进版超级畅销小说、作家一争高下。你怎么看外国小说在当下的流行?
余华:东野圭吾是这两年比较让人吃惊的外国作家,当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以及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等也一直在畅销榜单上。然后还有一些作品未必在榜单上,但卖得也非常好,比如《杀死一只知更鸟》《麦田里的守望者》等,据我所知,每年销量也很大。虽然在榜单上的前面看不见它们,但它们每年的销售量都有几十万册。
我觉得,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在文学的阅读上最开放,一个是法国,一个是中国。中国甚至比法国还要开放,而美国则是外国作家很难进去的一个国家。法国与中国对待阅读都是很开放的。
这是一个好事儿,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或文化来看,只有当外来文化进入的时候,才会出现它自身的文化激发。我们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每一次都是在外来文化冲击下,自身文化的那种生命力才真正地被引爆出来,如果没有这种激发,一种文化就会慢慢地萎缩。外国小说阅读热,当然是件好事,当有那么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受欢迎的时候,中国文学本身也在欣欣向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你是在海外非常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家,也有人说你也是有实力拿诺奖的作家,你怎么看作家与奖项的关系?
余华:奖不是你想要就能给你的,是别人给你的东西,你自己做不了主。我觉得文学奖不是一个标准,不应该把文学奖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是否优秀。有一些很优秀的作家获奖了,还有一些很优秀的作家没有获奖,所以奖不能成为衡量作家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