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一词起源于现代历史上的一次争论，但参与争论者都没有想到，在他们身后，这个词有了它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文学与文化史内涵，更成为新千年之后，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的正面表达。但与其他重要程度相似的名词相比，海派的定义至今仍不明确，包括它整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它是一个概念，怎么定义这个概念所依托的理论结构？如果它是一种风格，怎么描述它的美学特性与影响？如果它是一段历史的产物，那么孕育、孵化它的历史是如何改变它的内涵与外延的？通过讨论这些问题，海派似乎可以进入到专门的文学史与其他学术范畴，但与此同时，它又似乎总是在人们口头上活着，指向一种混杂、肉感、雅俗共赏的存在，在海派里活着的人远离形而上学，立足现世取舍，难以产生终极关怀，这也正是鲁迅等人当年诟病海派之处。但是，海派的活力又是人所公认的，无论是上个世纪初靠标新立异取得高票房的海派京剧，还是今天“海派文化中心”对于城市文化产业的提升作用，都说明了这一点。海派文学与文化构成了一种积蓄复杂的能量断层，亟待阐释与建构的空间。
空间感的确是海派文学赖以成立的最基本条件，从一开始，海派就与上海有着最大关系，但是我们对于空间的理解常常会产生一定的偏差，认为空间仅仅是表达了一种地理或行政化实存，即上海这座城市的实体，实际上，空间意味着空间的生产性，生产特定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这些符号和价值的生产有着特定的文化政治动因，正如海派这个词，建立内涵的过程非常复杂，涉及不同的历史坐标，最终形成了一种意义生产的机制，且仍在不断变化中。所以，我们是用海派去呈现上海的某种形态，而不是倒过来，仅仅用上海去定义海派。海派从一开始就有空间上的流动性，打比方说，1928年丁玲在北京的西山上写《莎菲女士的日记》就写成了海派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其中有一部分针对的便是上海的亭子间文人带去延安的“海派”。1949年之后，中国的电影工业从上海转移至各地，把海派思维和技术极大程度地拓展到了其他地区。更为重要的是，海派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文学与艺术的范畴，成为一种实践意义上的认知模式，与民族国家历史中曾经形成过的若干种认知与实践模式，产生了更深层面的交互影响，在历史地表上下浮沉不休，今时今日，仍在不断生成、影响我们的某些道路选择。因此，考察海派文学在共和国的发展与变化的线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它的性质与作用。
丁玲（左）张爱玲（右） 上世纪40年代是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先后开展的年代，解放区文艺和国统区左翼文学共同提倡“人民”性，而在上海、北京以及其他一部分城市，作为日常感觉结构的“市民”性已经初步形成。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巨大的空间变化，即话语体系的全盘改变。“人民”的话语内涵进一步扩大，具有了更强的民主爱国的统战意味。1949年9月，《文艺报》邀请平津地区的市民文学作者进行座谈，这场座谈虽然不是在上海举行的，但明确地把市民文学树立为改造与统战的对象，其辐射力应该是全国性的。1950年7月，上海市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很多仍然生活在上海的作家，包括张爱玲在内，参加了这次大会。张爱玲参会成为了一个符号，得到多重解读，也引发了不少误读，无论如何，海派文学命运的转折自此开始。 需要明确的是，上海虽有较大的市民阅读群体和较久的市民阅读传统，却不能把海派文学完全定义为小市民通俗文学。上海城市的空间生产要丰富得多，其内部存在着各种抵触，甚至自相矛盾，但这并不妨碍不同的意义系统并驾齐驱、混杂相处，各自调整到一种“最佳”的生长状态。没有一种文学潮流可以单独定义海派文学，又或者，它们单独拿出来看根本就不海派，但由于它们在同一空间里交错出某种文学的场域，共同形成了海派文学的特性。如果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海派文学也孕育了“革命”的部分重要内涵，这就形成了某种悖论：一方面，激进的审美感觉构成了上海现代文化的重要层面，对作家来说，它们在都市风景线面前倍感震惊，破碎的乡愁和眼前强烈的视觉冲击形成了新的感觉结构，基于人格分裂感的焦虑，常常与叛逆、激进的创作动机联系在一起，使城市书写带上了很强的批判性；另一方面，由于海派文化中各种不同的理念和行为混同一处，在总体表象上构成奇观乃至于消费主义，而内在又很容易错生歧义、发生畸变，所以，这种激发、催化革命的氛围反过来又在时刻消解、威胁革命。不过，50年代开始，悖论不再存在，这种鱼龙混杂、多头并进的局面得到了整顿，市民的趣味、心理、生存状态等，基本不再处于历史舞台的前景位置，而与城市思想文化革命潮流最接近的现代主义与颓废派，也因为与现实主义主潮不符的表现手段与心理内涵，失去了几乎所有发展空间。总而言之，即使我们把革命文化也算作海派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有一部分交叉，海派赖以存在的整体文化结构与场域，不但不能再延续下去，而且成为了50年代的党和政府改造上海、改造城市的重要对象。在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以后，激进的革命冲动与要求转化成为了国家层面的动员力量，成为一种能动的律令而非对律令的挑战，因此，至少在大部分的文学表现层面，海派文学看起来是销声匿迹了。
不过，仔细梳理当代文学史的几次重要事件，并非完全看不到海派存在的踪迹或变形。在许多当代文学史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都是针对电影《武训传》的。《武训传》原是上海解放前留存下来未曾完成的电影作品，是上海左翼文学的一部分，编剧、导演、主演都是左翼电影的人马，因此它带有海派特点。而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电影是工业技术文明的象征，早期左翼电影在宣传革命上所起到的作用，本身就体现出海派文化的先锋性。虽然《武训传》
故事内容本身并不涉及城市，却也微妙地表现出海派文学与文化中的“进步”观念的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