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社会科学学科是人类文明中的一种独特体制，人类文明的现代性展布是共同体与社会科学共同演化的结果，现代性危机也表现为社会科学知识的危机。
关键词：公共管理;知识社会学;认受性;公共性;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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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社会科学学科是人类文明中的一种独特体制，人类文明的现代性展布是共同体与社会科学共同演化的结果，现代性危机也表现为社会科学知识的危机。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转向的进程，一定程度上意示社会科学传统主流学科知识效用的衰弱，而公共管理学科作为对人类公共事务后现代转向的理性启蒙、知识想象和行动规划，正在通过与社会科学认受性的积极对话，以及通过公共管理学科内部的对话，逐步成长为社会科学中核心的新兴学科。在这一意义上，公共管理学科的建构是社会科学重建时代知识界的一项共同志业。
关键词：公共管理/知识社会学/认受性/公共性/行动主义
作者简介：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科学是文明体制的一种独特构成形式，随着文明体制从现代性向后现代的转移，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也必然做出重构的回应。在近代文明演进中曾获得主流地位的社会科学学科，因其应对的共同体的历史问题的改变，难免需要新的核心学科给予补充和调适。20余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发展繁荣的历程中，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社群以志业之精神，强势建构了一个价值和知识探究的领域，逐渐成为其中的核心学科。
本文从三个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论述：(1)从社会科学学科认受性(legitimacy)的历史变化角度，论述公共管理学科的自主性和作为社会科学核心学科的合理性，这实际上是在公共管理学科与整个社会科学之间进行一场知识对话；(2)从公共管理学科认同角度，对构成该学科的有争议的基本问题进行辨析，这涉及学科共同体内部的对话；(3)在以上两场对话讨论基础上，论述作为社会科学核心学科的建设议程。
一、在社会科学认受性演进中理解公共管理
作为对世俗共同体经验系统性认知的社会科学，是工业社会文明演进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现象中最重要的知识图景。在深受近代普遍性哲学的支配下，社会科学逐渐形成了以探究共同体必然性—普遍性为目的的主流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三大学科；同时，以这三大学科为样本构建了社会科学的认受性，以此划界社会科学的核心和边缘学科。从知识社会学理解，作为社会科学知识求取机制评估准则的认受性，指的是对一个具体学科或知识求取领域给予承认与否的依据，其中研究对象的排他性、核心理论与方法的自主性、学科规训的自律化等，是认受性的根本内容。因此，论证公共管理具有进入社会科学核心学科资格的命题，势必要在社会科学和公共管理学科之间进行一场有关认受性的对话。
社会科学的认受性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社会学议题。自曼海姆到福柯的知识社会学的演进，使得知识界对社会科学及其学科的理解进入到一个新的范式之中。例如，以往基于知识管理的需要，习惯把学术研究的细分或学术科目称为subject，但知识社会学在表述“学科”时更多使用disciplina，disciplina兼有知识、知识体系以及权力、纪律之义，指学科、学术领域、课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等丰富又相互关联的含义；一门学科应该是disciplina而不是subject的叙事。同时，disciplina或“学科/规训”已不再是单指作为对象的知识划分，更是指向一个领域知识生产者群体的共同信条或习性，体现了开放性或演化性的知识生产的逻辑。在本文中，对公共管理学科认受性的讨论，是基于disciplina而不是subject的立场展开。从这一辩护路径来看，社会科学反思重建中的华勒斯坦和丹尼尔·贝尔的经典阐述，能够增进公共管理学科认受性辩护的有效性。
我们先看华勒斯坦等学者对社会科学走向开放性变革的阐述。社会科学的分门和分类，是基于知识类型逻辑地把握社会科学体系的需要。自近代社会科学从古典时代笼统的智慧之学或神学中独立以来，社会科学认受性的内涵以及准则，都在共同体—治理的变迁中发生了历史性的调整。20世纪80年代，华勒斯坦等十几位著名学者撰写的《开放社会科学》的报告，正是以重建社会科学为宗旨，考察了18世纪到1945年以及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的演化状况，反思和探究了社会科学的变革趋势。该报告实质上可以视为重新理解社会科学认受性的经典文本，相关的核心论述体现为这样几条。
(1)从16世纪到18世纪，支配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逐步脱离古典智慧学而转向牛顿力学的科学观，认定世俗社会存在一种有待发现的确定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被界定为对超越时空的、永远正确的社会法则的追寻；
(2)社会科学有着特定的时空指向，专门指对文明社会即刚刚肇始的工业化社会的普遍规律为对象，因此以研究东方传统社会为对象的东方学，或者研究特殊问题的历史学、法学等，都不被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
(3)主权与民族国家是近代化的根本问题，国家构成了社会科学无需证明的假想框架，经济学(市场)、政治学(政府制度)和社会学(市民社会)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契合了国家运转的需要而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学科。
这份影响深远的讨论社会科学危机及其重建的著名报告，还原了主流社会科学学科及其现代性知识累积的内在逻辑，也为对其解构或重建提供了路标。如果说社会科学认受性的评估指标具有逻辑的稳定性，那么这份报告则对社会科学认受性指标的涵义给予了改写，回应了文明变迁对社会科学重构的期盼。
我们再看后工业社会倡导者丹尼尔·贝尔的相关论述。社会科学认受性的勘定主要来自各学科排他性的研究领域，而学科研究的具体对象或者说学科的根本问题怎样建构，是认受性的另一个关键。在这一问题上，丹尼尔·贝尔以其独特的中轴化的理论和方法，精辟地阐述了社会科学具体学科根本对象及其自主性理论，有力地进化了人们对学科根本问题的认知。贝尔认为，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围绕一个知识中轴建构自身，经济学的中轴原理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它建构的关键理论是边际效用；政治学要处理的问题是社会利益冲突和调节，因而政治学不管是研究国家还是研究政府，它的中轴原理都是权力的合法性；社会学的问题建构体现为共同体的运行，不断探讨社会分层及其互动支配了社会学的发展，所以它的中轴原理是社会结构。中轴原理的方法论，推进了对社会科学认受性的理解，即一门学科独立的存在，取决于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及中轴性理论。
公共管理是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是否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核心的学科?这一问题的争议，实质上源自对社会科学认受性把握的差异，如果置于或统一到“华勒斯坦—贝尔”提供的路标中来看，公共管理学科作为社会科学的核心学科，其认受性依据可以做如下阐释。
第一，从历史方位和哲学基础变化重新理解认受性。近代以来形成的工业文明社会正在转向后工业文明社会，与适应工业文明社会而建构起来的传统主流社会科学不同，公共管理学科是在转向后现代历史方位中进入社会科学谱系中的，衡量公共管理学科的认受性也需要立足这一历史方位做出评判。此外，支配传统社会科学的客观世界普遍性的科学观，已经遭遇复杂性、多样性和偶然性等科学观的冲击。因此，只有突破固化在现代性知识生产逻辑中的社会科学认受性的偏颇，才能真正理解和承认公共管理学科走向社会科学核心的历史合理性。
第二，从共同体总体性问题的重构中重新理解认受性。近代走向工业社会中所遭遇的总体性问题是共同体的秩序建构，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中轴的解决方案，并经由经济、社会、政治等具体领域的秩序建构作为基础。按照这一规则审视其结果必然是公共管理学科被挤出主流学科的范围。在后现代转向中，共同体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已经转移为共同体如何治理我们才能共同生存。作为认受性关键指标的研究领域的排他性，也很难固守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划分标准中，而是要打破单一的领域划分模式，补充共同体治理逻辑的维度，在矩阵化而不是平面化的领域格局中，对学科应对的排他性研究领域进行新的理解。
第三，从约束条件而不是中轴原理的角度重新理解认受性。有没有独立的理论方法，是学科认受性另一个重要标准。按照贝尔的中轴方法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主流学科，都确定下了属于自己的关键问题和与之适配的中轴原理。但转向后现代的人类公共事务的首要目标和任务，是处理人际间的相互服务关系(game between persons)，而不是农业文明社会的对付自然(game against nature)，也不是工业社会的对付制作的世界(game against fabricated nature)；是处理基于风险社会的合作、互惠和信任；是回应公共服务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活政治建构。如果将这些确定为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主题，中轴原理显然失灵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动原理，如果一定要套用中轴原理作为认受性标准，那么公共管理学科的中轴原理大致可以预设为约束条件下公共性的再生产。
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将衡量学科是否独立、是否主流的认受性标准置于人类后现代转向的历史方位，可以为相关的争议提供前瞻性的对话平台，从而避免前提性问题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知、接受和承认的过程，再一次诠释了科学发展的某种逻辑——科学发展“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是‘前进’的话，那是以一种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和气质的支配”。[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