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执委会会议暨国际比较文学高峰论坛的序幕专场“文学与世界——高端学术圆桌会”日前在素有深圳“文化艺术地标”之称的雅昌艺术中心如期举行。本次文学文化圆桌会邀请到了国际比较文学领域顶级学者与国内著名作家、评论家、教育艺术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就有关文学发展的相关议题进行深度交流，旨在探讨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在当下世界文化交融互通中的生存发展状态，如何更好地促使文学传播为当今世界发展以及人类文化共同发展贡献智慧。专家学者围绕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区别、翻译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影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因素、以及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如何更好地与世界对话等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文学翻译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圆桌会从“翻译”作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区别谈起，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翻译与世界文学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分别探讨了中国以及世界文学翻译当下面临的困境及应对之策。
在谈到文学翻译的重要性时，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香港城市大学讲席教授张隆溪指出，对于文学流通而言，翻译是非常重要的。过分强调翻译过程的不可译性，要求翻译在两种语言间做到完全一致的转换，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翻译、文学翻译从来都是“可能的”，翻译的目的不是复制原文，而文学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优秀的翻译作品应当做到在“归化”“异化”之间自如切换，灵活结合。而好的翻译作品要求译者具备扎实深厚的多语言文学修养，而不能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会’外语。”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资深教授王宁认为，文学翻译分两种，好的翻译可以使原本好的作品变得更好，而坏的翻译则会破坏原作品。译作与原作的关系是一种透明式的、隔行相望的关系。真正优秀的翻译一定是一种再创造，能够延续原作品在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中的生命力。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秘书长、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晓红结合译者身份与翻译实践经验提出，所谓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通约性”与“不通约性”，实际是一个伪命题。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关注到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手段，重要的是翻译的交流目的与交流效果。翻译活动是必要且十分重要的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和情感纽带，它在异域文化间不断地传输着多元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推进“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急需用国际社会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外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和传播手段的重要性越发突显。应该在教育部人文交流中心的宏观指导下，建立一个规范而又灵活的工作机制，组织遴选一批基础好、潜力大、特色强的示范基地，并着力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放多元的中外学术交流环境。
与此同时，文学翻译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引起了与会嘉宾的热烈讨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候任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惠特曼学院院长桑德拉·伯曼结合自身地执教经验谈到，当下世界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她说，在普林斯顿大学，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学习汉语，他们对汉语与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国，了解优秀的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因此我认为将更多的中文著作翻译成英文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比较文学研究》主编、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教授托马斯·比比在会后的补充采访中指出，现当代的文学译介通常会受到经济及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政府对作家、作品扶持政策等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提供了可参考的做法，比如日本政府发起的翻译计划项目，政府出资赞助计划内译著的翻译及出版工作，巴西政府也有类似的著作翻译资助项目。他还从文学起源的视角剖析了文学与翻译彼此交融促进的密切关系，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就是不断被翻译阐释的过程，我们现在能读到的以拉丁文写就的古罗马文学大量地借用了古希腊语，而柏拉图的戏剧作品都是被翻译改写后的版本。因此古罗马戏剧的起源，实际是基于翻译的。
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在谈到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现状时，《欧洲评论》主编、比利时鲁汶大学荣休教授西奥·德汉对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前景充满乐观。他谈到，纵观历史我们便不难预测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光明前景。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与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汉语文学与中国文化将必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以及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取得的成绩，中国文化将在世界越来越多的注视目光下成为主流。虽然还需假以时日，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发展未来可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则认为对于中国文学的国际化传播现状，我们不能盲目地保持乐观，要清楚正确地认识到文学目前遭受着的边缘化状态以及中国文学国际化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及阻碍。她说，中国文学首要的服务对象始终是中国读者。中国作家应当珍惜当下的创作环境，我们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创作时期。中国当代小说在上世纪末期因多种原因曾受到欧洲的关注与热议，而如今当代文学在国际市场上遭受到一定程度的边缘化境遇。就现有的状况而言，外国读者通常难以真正了解并理解中国作家创作的文化语境与创作背景，因此，我们需要正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金冰谈到，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形象乃至亚裔形象经历了从单调刻板到立体多元的过程。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西方文学、影视及传媒等各个领域的中国元素与日俱增，西方文化视域中的“中国情结”也成为近年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西方文化想象中的“中国形象”从本质上而言依然是一种对“文化他者”的建构，而在某些亚裔乃至国内艺术家的创作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或明显或隐在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倾向,缺少对身份认同的自我反思与文化自觉。以去年暑期在北美热映的浪漫爱情喜剧片《疯狂的亚洲富人》(又译《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 为例，该片因其全亚裔阵容及其掀起的“华人旋风”引发持续热议。许多评论将之视为对亚裔形象的突破，体现了亚洲势力的崛起及“亚洲赋权”（Asian Empowerment），《纽约时报》甚至将其称为“电影界的哈雷彗星”，代表了亚裔群体对于在美国主流文化中获得更大话语权的渴望。但同时，来自亚洲尤其是电影拍摄地新加坡的媒体及观众对这部影片却大多抱以批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部影片不过是亚洲版的《欲望都市》或者美国版的《小时代》，其对亚裔形象的刻画强化了亚洲人“拜金”及“炫耀消费”的刻板印象，同时，影片所反映的不过是只占极少比例的超级富豪的奢华生活，其主题并非所谓的“亚洲赋权”，而是“资本赋权”。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今天，我们更应明辨这种所谓的“流行”陷阱，推出能够真正体现文化自觉意识的好作品，重新建构富于主体性的中国形象。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
深圳大学党委书记、饶宗颐文化研究院院长刘洪一认为，就跨文化交流、文化走出去等议题而言，语言技能、翻译技能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关键还在于思想内涵、价值观上的交流，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界”的问题。中国文化走出去最忌“鸡同鸭讲”、“自说自话”。思想话语体系的传播需要依赖好的媒介和有效的表达，以世界文明的共通性为基础，将中国文化贯穿融通于世界文化体系之中，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刘洪一创造性地提出普惠文明的理念，他指出，普惠文明的理想是在尊重文明差异化的前提下，努力消融不同文明间的精神藩篱和相互抵牾，寻求最大文明公约数，建构使全人类共同受益的文明体系，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路向和目标。在这里，开放的文化心态是建构普惠文明的重要要求。构建普惠文明的关键路径在于思想通约，即超越既有文明体系尤其是思想体系的惯性制约、盲目模仿和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沟通和互鉴全人类的思想智慧，在不同文明迥然有异的形貌、规制中，发现、融汇和建立相通性的认知思维和形上精神，以此作为人类共同应对危机、指引未来的思想理念。
通过总结中国文学的发展现状，王宁指出，我们会得出两点启示：首先，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离不开优秀的文学翻译。低劣的翻译会掩盖原本优秀的作品，而优秀的翻译则可以弥补原作的不足，使之能在外文的传播语境下获得更持续的生命力；其次，文学批评与跨文化阐释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没有批评家和媒体对于优秀作品的关注与深入挖掘，很多当下的优秀作品不会被大众所熟知。当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交流现状，实际是非常不平衡的。被引入我国的外国翻译作品数量远远超于我国文学作品被外译的总量。特别是中美对比看来，在美国市场上，几乎很难找到中国文学的英文翻译版。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当下的中国文学翻译应该有所转向，应当将更多的关注投入到中国文学的外译当中。而王宁教授近些年作为国际学术期刊责编，也多次组织专栏探讨中国文学及文化相关议题，希望以此传播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经说过，我们在文学中寻找世界的样子，也在文字和形象的世界中，寻找某种配得上我们时代的精神力量，此次圆桌会谈便是一次这样的寻找与尝试，文学连通世界。（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博超通讯员周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