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4日下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的邀请，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吴雪杉做了题为“空间、媒介与自我：《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的学术讲座。讲座由魏兵兵博士主持，李志毓副研究员、冯淼博士担任与谈人，所内外20余人出席。
吴雪杉老师集中探讨徐悲鸿1949年6月完成的《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该画绘有20多位中国赴布拉格参会代表团成员肖像。徐悲鸿又将自己放置在画面的中心。吴老师从空间、媒介和画家自我身份认同的角度重新解读这一作品，并探讨徐悲鸿在1949年创作方向的转变以及他如何以个人视角来打量一个新的时代。
吴雪杉老师首先追溯徐悲鸿参与世界和平大会的历史事实，通过史料记载参与此次大会的与会者名单，及徐悲鸿为与会者作肖像画进行对比，得出徐悲鸿在整个画面仅次于、甚至更甚于郭沫若的中心地位。徐悲鸿画作中所处的位置，认真分析起来颇有些不合常理。从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合影也可以看出，徐悲鸿不是核心人物，但徐悲鸿把自己画到了比多数人都要更中心的位置。那么，徐悲鸿实际的位置在哪呢？吴雪杉老师从现有照片判断，徐悲鸿恰好坐在整个会议大厅的最中心。徐悲鸿大体上依据布拉格会场的建筑构造来塑造画面空间。阶梯形由低到高的座椅排列为徐悲鸿安排和组织人物提供了基本框架。根据自己所在的位置和画面需要，徐悲鸿构造了整个画面布局。
在画面上，徐悲鸿把郭沫若从会场的最后方挪到前面来，放到会议厅正中间、也就是徐悲鸿本人的身后。逐级向上的阶梯型会场被徐悲鸿转换成一个主席台（舞台），郭沫若带有总结陈词意味的发言在画面上成为这一庆祝活动的最高潮。
吴雪杉老师从“时间与情节”角度出发，通过郑振铎、丁玲、柯在铄、屈元等人的日记回忆录，还原历史事实，得出这样的结论：徐悲鸿把两个时间、地点发生的事情放到一个画面之上，则是有意为之，是为了突出欢欣鼓舞、兴奋热烈的会场气氛。此外，这也是西方学院派历史画、宗教画创作中常见的叙事手法。
《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是一幅高352厘米、宽71cm，可能是民国以来到1949年最大的中国画立轴之一。徐悲鸿为何选择中国画，又将一个大型现代会议场景放到一个狭长的画面之中？吴雪杉老师从“媒介与空间”角度进行探讨。首先，徐悲鸿要参加1949年7月初举办的、以“解放区”为主题的文代会展览，创作时间的紧迫性，使他不能选择油画；其次，徐悲鸿想营造一种全景式的效果，把会场阶梯状的室内空间和后壁上的露台都传达出来。于是徐悲鸿从会场中心位置截取出一个纵向的空间加以呈现，以一块红色的条幅来连接大厅和露台上欢庆的人群。整个画面仿佛就是徐悲鸿站在会场主席台上向下眺望，刚好看到位于会场正中的自己，以及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徐悲鸿用图像表明：我在那里，我见证了这一切。此画是徐悲鸿尝试“创造新的、现代题材的作品”，但也招致书画界两种不同的声音。
此后，徐悲鸿从“过去”看重技术，“今后”要面向“人民”转变。“人民”进入徐悲鸿的艺术观念和创作计划之中。1949年6月，徐悲鸿创作的《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既是他本人画中“自我”的最后一次展示，又是他迈向新中国艺术的第一个尝试。当然，这也是一个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尝试。
在讨论环节，大家对表现形式、艺术史与近代史的对话等问题展开了建设性的讨论。报告会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