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春 130012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二战后曾极盛一时的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研究为主旨的发展社会学便开始面临严重的危机。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集中地表达了对这一分支学科的不满，诸如研究模式宏大、缺少经验性、以欧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经验为前提预设，导致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具有较为明显的封闭性等。而从功能研究的角度看，作为以发展为对象的学科，无论是事前预测还是事后解释，都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种激烈的批评均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认为无论是模式研究本身，还是依托于模式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框架，都因其理论体系过于宏大而缺少聚焦，难以对非西方国家的发展现象给出深刻的解说，从而使学科陷入整体无力的状态。但吊诡的是，几乎在发展社会学走向衰微的同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社会性的流失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实社会的剧变实际上已向发展社会学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因此，如何改善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和理论界说，更新学科的研究内容及形态，形成新的突破点，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和需求，切实推进发展社会学获得新的发展，便成为发展社会学学科发展和转换的关键。
一、“模式研究”的内涵及其危机
如前所述，发展社会学早在二战后诞生之初，便是以“模式研究”为其主题和旨趣的。在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者看来，发展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当年辉煌的研究业绩和社会影响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由“模式研究”而释放出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的确，在发展社会学的早期，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随后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现代化理论”等，都试图将其理论分析建立在具体的模式研究的经验基础之上，在其发展理论构架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系列具体的经验模式作为支撑。由此，我们可以说，发展社会学研究实际上就是以发展模式研究为核心内涵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正是那些颇具影响力的具体的发展模式，推动了发展社会学的快速发展并走向繁盛。
(一)模式研究的蕴涵
所谓模式，一般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发展社会学研究中的“模式”主要是指通过经验研究及理论化的提炼和抽象概括，形成一种具有可复制、可借鉴的发展经验模式。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在《发展社会学》一书中，即围绕着“依附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模式”和“替代发展模式”展开了初步的探讨和论述，①为模式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也提出了经济模式的概念，注重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认为所谓经济模式就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②进而引导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研究，形成了发展模式研究的高潮。在发展社会学的研究中，模式研究之所以居于如此重要的核心地位，主要是因为其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表现在：(1)模式研究的历史性和理论性。发展社会学理论派系所研究和揭示的具体模式，虽然各具特色，但其共性却在于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发展积淀起来的典型，都有一个起源、形成、发展及走向衰落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发展模式都具有较为厚重的历史承载和经验性。发展社会学繁盛期所形成的“东亚模式”、“拉美模式”都是如此。但与历史学视角下的发展模式研究不同，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其重点关注的主要不是模式和经验的历史叙述，而是通过模式的研究和分析，进而提炼出一种重要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这使得模式研究具有一种极其典型的理论分析取向。这种理论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模式的基本评价和判断。如基于发展主义，其所肯定的发展模式一定是“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依据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产生出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学说——自由市场、外向型经济、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或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③而基于新发展主义，其所推崇的发展模式必定是“力主第三世界各国摆脱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尺度，拒绝西方主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一条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实际的‘另类’发展方式和路径。”④
(2)模式研究的导向性和可复制性。在发展社会学学科的形成期，主要强调学科在揭示社会发展趋向问题上的认识和预测功能。既然社会科学承诺以科学实证的方式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那么，作为其分支学科的发展社会学所提炼概括出的发展模式理应具有可复制、可证伪和非主观性。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学界普遍认为，“发展社会学是一门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发展与现代化的学科。发展社会学是一门分支社会学，也是发展与现代化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⑤作为社会学学科体系中重要的分支学科，发展社会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其不是简单地描述发展现象和过程，而是对纷繁复杂的发展现象做出模式化概括。既然发展现象已被置诸发展模式的高度，其模式自然应该具有可复制性。何况就模式的本意而言，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较低级的状态向较高级的状态转化时所遵循的原则、途径、程序和方式等。”⑥迄今为止的模式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其可复制性为前提条件展开的。而模式的复制推广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是因为此种模式体现了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普遍性和规律性。
(3)发展模式的批判性。既然发展社会学将“未发展”、“欠发展”、“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作为其学科追求最为重要的核心目标，就自然要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排除一切不利于发展的障碍因素，从而集中地体现出发展社会学学科的反思批判性。发展社会学学科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一般是通过“人的现代化”、国民性批判和比较现代化两大研究专题加以展开的。在“人的现代化”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英格尔斯和麦可勒兰德等学者，他们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⑦如果一般国民尚处于传统状态，不具备现代人的品格，此社会便难以实现现代化。以上述理论为支点而衍生出的对“后”发展国家国民性持续而激烈的反思批判，构成了发展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其对发展中国家所展开的批判极为尖锐，且带有整体性。而在比较现代化研究的领域中，虽然也存在着布莱克等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现状持理解态度的现代化道路多元论者，但多数研究者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研究取向，往往持一种以“西方”批判“东方”的基本理路。
(二)模式研究的危机
不容忽视的是，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早在学科起源发轫期便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愈加凸显，对发展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于是，模式研究开始被质疑，有的学者为了反对那种发展模式的盲目照搬，甚至主张用“发展类型”概念取代“发展模式”。⑧因为从字面上看，模式本身具有可移植、可复制的涵义。与“发展模式”概念逐渐走向低迷不同，“全球化”等概念却空前活跃，大有取前者而代之之势。具体而言，模式研究走向“被冻结”状态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发展社会学主导下模式研究理论预设的偏颇。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从一开始便主要是依据现代化理论、建立在“传统—现代”两分法的分析框架基础之上的。纵观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演进史，我们可以窥见一条清晰且连贯的理论谱系和分析线索。如涂尔干的“机械团结社会”与“有机团结社会”、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等，都是此类发展观的经典表述。应该承认，上述理论对人类走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发展趋向作出了比较清晰的概括，但如果将这种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分法”绝对化，则必然面临挑战，因为一般说来，历史上真实的社会发展演进往往呈现出由过渡性和混合性所构成的一种“重叠性”，“在过去的200年历史中，传统与现代化，这两者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不是简单分离和简单对立的，可以说，到处都有某种程度的重叠性，到处都有一种不平衡的平衡，尽管重叠点与平衡点总是在不断向前移动的。”⑨此外，这种基于两分法所做出的诸多理论判断，实际上并不是建立在非西方国家经验基础之上的。牛津大学研究员基恩·格里芬曾指出：“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大部分是由在西方工业国家生活和受教育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事实上，有些经济学家撰写关于不发达国家的著作时根本没有去过那里，还有一些人虽然可能访问过一个不发达国家，可是从他们的写作来看，好像他们只看了那里的首都，或许再加上几个大城市。而且，几乎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对于他们据以制定理论的那些国家的经济史，知之甚少。”⑩
2.发展社会学研究主题错位的危机。在二战后社会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发展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而著称的。如在亚当·库珀等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即对“发展”词条作如下介绍：“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组，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分析和解决发展问题，特别是人们所说的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以这种方式组合在一起的这类学科包括经济学、地理学、政治科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而且，越来越多的技术学科也渐渐地加入进来。”(11)既然如此，我们在界定发展学科分工时，就应充分考虑到各发展分支学科要努力分守其特定领域，而不能简单地趋同化。以东亚发展研究为例，迄今关于东亚的发展社会学研究，其学术话语始终具有强烈的“经济取向”，其所关注的“社会发展”实际上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即以“经济发展”替代和覆盖了全方位的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而言的狭义的“社会发展”，事实上已被置于边缘地位，很少被提及。如果说在战后初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东亚各国在回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过程中，为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改变经济落后局面、实现自己的“赶超式发展”而采取“发展主义”的发展方略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新发展主义”渐成社会主体发展思潮的背景下，我们的东亚社会发展研究亦应随之实现历史性转变，即在关注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的同时，也重视狭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发展模式研究所面临的实质上是一种主题错位的危机。
3.发展社会学素来推崇的模式研究，主要是以国家或地区为单元展开的，其目的在于揭示以国家或地区为单元的发展。此种发展单元选择虽然在发展社会学的发轫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其问题在于，此种选择单位忽略了现代社会发展复杂的层级性，使得发展社会学研究偏重于从一个宏观的战略高度加以展开，在缺少具体的地域发展和个体行动者参与的前提下，必然缺少经验性，从而走向空泛。此外，以国家为单元的发展模式研究，着重强调国家的作用，但对政府以外的市场和社会力量强调不够，对于国家以下的“地方”及“个体行动者”更是鞭长莫及，故此种类型的模式研究更为重视发展模式的一般特征及其运行规律研究，忽略了复杂的地方性、地域性及个体行动者等影响制约条件。
4.发展模式及其理论承载的意识形态色彩极其浓厚。众所周知，战后发展社会学勃兴之际，正是以美国和苏联为主体的两大阵营激烈对峙的时期，其对峙的社会意识形态极其浓厚。为了争取两大阵营间的“中间地带”的加盟，两大阵营竞相开出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作为示范。在上述历史背景下的“模式”界定自然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作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我要指出的是，现代化理论绝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学说。到20世纪60年代时，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关于进步的幻象，它预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非革命化的。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学说，现代化理论似乎也成为一篇‘非共产党宣言’。”(12)上述特别强烈的意识形态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模式研究的学术性，也直接降低了其影响力。
总之，缺少经验事实作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带有虚幻性，难以支撑发展社会学所做出的任何承诺和解释，导致学科陷入了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此外，发展社会学研究主题同经济学等传统社会科学的重叠导致学科边界的模糊，“使本来已经确定的东西变得不确定，使本来已经清晰的东西变得混乱，而且使本来显得协调的概念内部产生了矛盾。导致发展这一概念也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神话的、贫乏的。”(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