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因用课本拍打逃课学生，山东日照五莲二中班主任杨某被学校停职一个月、取消评优，师德考核不及格；近两个月后，五莲县教体局下发文件，对该教师追加处罚，要求学校新学期不再聘用该教师，并将其纳入信用“黑名单”。（7月11日澎湃新闻）
教师对学生滥施惩戒乃至体罚均是错误的，应承担相应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对涉事教师予以追责并无不妥。但需要强调的是，其将涉事教师纳入信用“黑名单”的做法并无法律依据，甚至可以说，这是对信用惩戒的滥用。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不宜武断地限制权利，确有必要的话，也应经过充分论证后出台相应的具有法律法规效力的文件。此乃限制权力滥用，避免权利遭遇肆意侵犯的关键举措。
目前的黑名单体系主要有三种，一是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建立的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体系，主要限制老赖权利；二是金融机构依照《征信业管理条例》将欠债人列入黑名单；三是国家发改委牵头建立的铁路、民航“黑名单”系统，国家旅游局设立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系统。
纵观这些黑名单体系，均是由司法、执法机关等依据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所构建的。这些部门拥有调处解决纠纷、惩戒违法行为的职能，由其建立并操作“黑名单”体系并无不当。关键是，当前各个部门建立的信用“黑名单”，均有着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的赋权或依据。
相反，山东的这起事件中，至少可以明确的是，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所谓的信用“黑名单”并非当前所通行的几类“黑名单”，极有可能是自行创设的“黑名单”。那么，就很难说其所构建的“黑名单”体系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信用“黑名单”主要存贮记录公民个人的基本信息和违法、违规、失信信息。该信息关乎管理机关或其他机关对公民个人的评价，与民众从事信贷、享受某种优待资格息息相关。这既是能给公民带来有形收益的信誉财富，也是公民必不可少的人格权利中的名誉权。换言之，列入“黑名单”相当于对公民的人格和名誉作出贬损及否定评价。而且这种否定评价将在一定时期内直接影响到公民的信贷、就业、出行等权利。该否定评价的影响比行政处罚中的警告更大，甚至超过了罚款的威慑度。举轻以明重，执法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作出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时，都应有法可依并遵循一定程序。一个县级教育主管部门凭什么随意将公民纳入信用“黑名单”？
实行信用管理是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但信用评价关乎公民的名誉及其他权利，应谨慎而为。绝不能欠缺公共基础和法律授权，将信用体系当作什么都能装的筐，草率地将任何信息都纳入征信系统。否则就不是在推进信用建设，而是违背信用建设。长远来看，必须将信用评价的权力之手关入法律笼子，避免人们稍有不慎便被列入“黑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