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往一百多年的成见是说社会学只是“舶来品”，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史只能从西方社会学的传入写起。然而，清末民初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及后来的潘光旦、费孝通等，都肯定过战国末期荀子创立的群学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因此，中国社会学史必须重新书写。本文提出以群学命题演进史的形式书写中国社会学史。这样既可以体现群学作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这条主线，也可以展现群学2200多年的绵延和发展历程。群学命题体系及其历史演进，就是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历史版本，从而为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奠立深厚的学科史基础。
关键词：群学 命题体系 命题演进史 中国社会学史
作者：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黑格尔认为，哲学史的本身，在本质上就是哲学这门科学。此话即使不适合所有学科，也应该适合社会学；即使不适合其他的社会学，也应该适合中国社会学。因为中国社会学承认自己只是“舶来品”，在西方社会学于清末民初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没有社会学，因而也就没有本土的社会学史。这就好比一种无根藤，攀附在树上，营养是靠树提供的，虽然也可开出一些小花，但自己无根就永远长不成大树。果真如此，怎么谈得上建立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显然，应该搞清楚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社会学，如果有，就必须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这是关系至大的任务。
因此，本文拟就学科与学科史、群学与社会学、群学命题演进史与中国社会学史的关系做一些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批评和讨论。
一、为什么要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
笔者在《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的前言中曾经写道：“欲立其学，先立其史；欲兴其学，先正其史。”这就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与其历史基础的关系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费孝通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来了。1993年，他在《略谈中国社会学》一文中曾说，20世纪30年代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在燕京大学讲学时说过，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社会学这门学科，比西方的孔德和斯宾塞要早两千几百年。其实对于社会学这一学科的起源问题，西方人一直很看重。即使孔德已经拥有了社会学创始人的名分，法国人还是努力追寻社会学思想的源头，不过他们竭尽全力，也只能追溯到孟德斯鸠，再往前，大概只好追溯到法国之外，去求助于古希腊了。而中国自先秦诸子就有了灿烂的社会思想，荀子群学则是其精华之集成。其成熟程度令西方人吃惊，它的超前价值也得到了承认。尤其令人着迷的是，它竟能几千年来连绵不断，既一脉相承，又不断丰富发展，这在世界学术史上鲜有可与比肩者。2003年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孝通先生又明确指出：“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费先生还明确指出了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的路径和意义：“‘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涵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science）”。这就把发掘中国学术宝藏提升到了能否创立一个“成熟的”社会学的高度。
遵循费先生的遗训，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抱负，在宋代张载的表述中，“为往圣继绝学”是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同等重要的，也是紧密联系的。的确，全世界都在惊叹中华文明神奇的绵延力，很多人都在探索在世界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内在机理，尽管这种内在机理是复杂多样的，至今难以说得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文化人的传承意识。在这个传承过程中，尽管有批判、有否定，甚至有过“焚书坑儒”“打倒孔家店”之类的偏激运动，但毕竟割不断中华文明的血脉。总的说来，中华文明是在历史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继承与创新是高度统一的，既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又在创新的过程中实现继承。这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律”，大概是我们现在认识到的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机理之一。
单纯的继承，容易；单纯的批判，也不难。要把继承与创新高度统一起来，就很困难了。说到中国社会学，情况就很特殊，这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律”好像被舍弃了。如果像以往百余年间那样不承认中国古代有社会学，那就既谈不上继承，也用不着“继承”，也不可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那就太简单了，照搬西方社会学就是了。
然而，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基础的国家。在“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之外，还有一个现在很少提起但其实也很重要的提法——“以史治国”。历史在我们的人文教化和国家治理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中国有全世界最发达的历史学，有全世界最早、最成熟的史官制度。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与史学发达不无关系。有的文明古国没有历史，印度依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才知道它古代的首都在哪里。这是古印度文明断绝的结果，还是其原因？更像是后者。是否可以说“以史治国”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原因之一，请史学家们去讨论，不是本文所能担当的任务。这里想要说的，无非是强调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对于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性。笔者写的《中国社会学：起源和绵延》一书序言，标题就是“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很显然，那里已经论证了中国社会学史对于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重要意义，这里不赘。
在《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中已经梳理出群学概念体系，初步证明了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既然如此，中国社会学史自然就应该从荀子群学的创立写起。由于荀子是先秦学术的集大成者，群学的渊源还要向前追溯。在从荀子到严复的2100多年间，群学经历了复杂的命题演进和形态演变过程。即便在严复译介西方社会学之后的110多年来，“中国社会学史”也不仅仅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移植史、应用史、扩张史，也仍然有群学绵延的一条脉络在，而且开启了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对话和会通的过程。从荀子写起的中国社会学史，旨在梳理2200多年间群学的发展和演进历程，这是我们所说的“新写”的“对象”和含义，任务之艰巨自不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