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探析中国乡村社会的“媒介化”场景?筵刘展中国现在的乡村社会已经在传播媒介的使用上高度发达，在日常生活中借以媒介的连接，跨越空间各自形成了类似的“媒介化”日常场景。中国的乡村社会在政策与商业的双重推动下，以传播媒介的形式已经把一个个小小的村落以及村落里的个体连接，乡村社会已然形成了一种与乡土场景相混合的“媒介化场景”。构建“媒介化”场景中的乡村社会研究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才培育，完全可以依赖于融媒体技术支撑下的融媒体传播来完成。传播媒介与乡村社会生活联系紧密，不再单单以中介的形式渗透、嵌入融合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而是逐渐形成了以融媒体技术为依托的媒介场景，重构乡村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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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乡村社会已经在传播媒介的使用上高度发达，在日常生活中借以媒介的连接，跨越空间各自形成了类似的“媒介化”日常场景。从“今日头条”到“抖音”“快手”，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的风貌通过诸多新媒体平台再现于网络空间。
关注乡村社会研究的新语境
美国媒介学者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很早就提出这是一个技术垄断文化的时代，但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依附于人类社会的活动，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也是如此。现代社会，人类生活在一个被传播媒介包围的世界，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等不同形式的传播媒介，以多样的方式嵌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人生产了诸多传播媒介技术，但人在使用传播媒介的同时，也深深地陷入了传播媒介构建的生活空间。从表象上来看，人类的社会活动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得以展现，当今社会的运转已经离不开传播媒介的参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在不断地加深。
美国人类学家威廉·哈维兰（William Havilland）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说：没有比较的研究无法做好对于自己文化的阐释，因此那些在自己所属的社会中做出成功研究的人类学家，大多数都在之前做过别种文化的研究。一个研究者对别的文化了解越多，对于自身文化的认识就越富有创见性与启迪性。对于不同地域的访者而言，在乡村社会这样一个社会空间里，传播媒介的影响早已植根到当地社会生活的脉络里。传统的社会生活在传播媒介的嵌入下，也发生着转变，尽管宗教、民族、文化与成长背景不同，但在这样一个传播媒介技术发达的时代，跨越语言、文化总能找到沟通的桥梁——一个由电视、手机、网络所构建的交流平台，村民的生活场景，如日常的劳作、交往、娱乐甚至宗教活动已被传播媒介深深嵌入，并生成了一个新的但已为当地人习以为常的“媒介化”场景。
中国的乡村振兴离不开人的发展，乡村社会的个体在现代传播媒介的连接下，已经逐渐成为这个社会最为重要的一环。当把视野延伸至全中国的图景下，一个“媒介化”的乡村网络已经悄然形成。这样一种宏观视野的想象，可以为我们带来研究的动力，回归一种具体场景的实践研究，从微观上把握一个具体的社区，深入探究其具体的变化。中国的乡村社会在政策与商业的双重推动下，以传播媒介的形式已经把一个个小小的村落以及村落里的个体连接，乡村社会已然形成了一种与乡土场景相混合的“媒介化场景”。
回归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媒介化”场景
对于具体生活场景中的传播媒介与人、传播媒介与社会的研究显得很有必要。乡村社会的研究不应架空本土的研究语境，“媒介化”场景应是建立在以乡村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基础上而延展生发的。本文所探讨的媒介是传播的媒介，是众多具体传播形式的总称，不只是具体所指，同时也是一个分析的概念，等同于传媒学者潘忠党对于传播媒介的一个定义：“作为一个分析概念，传播媒介指的是社会传播或交流的工具，以及沉淀于这些工具通过这些工具所表现出来的符号交往的形式和常规，这些交往发生于一个文化，同时也再生这个文化，传播媒介因此不仅是技术，而且是‘社会技术’，也就是说，传播技术必须通过采纳、规范，并再生一个文化的符号形式和常规而成为‘传播媒介’，并因此成为社会存在和变化的工具和资源，成为个人社会化和实现自己的社会认同的工具和资源。”
社会的“媒介化”场景，已无法单就具体某一种传播媒介形式进行讨论。随着技术的进步，传播媒介的不同技术形式在历史发展的叠加下，形成了整个人类社会“媒介化”的媒介系统。这套媒介系统已牢牢嵌入人类社会的运行，影响着人的社会化及社会的运转。然而无论是“媒介化社会”还是“网络社会”，不管我们怎样定义、概括，都无法脱离“人”本身这个社会运转的核心。“媒介化社会”“网络社会”运行的逻辑也无法跳脱人类社会关系运行的逻辑。但当人类的日常生活与传播媒介的嵌合如此全面深入时，我们也不得不去认真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社会传统的社会关系构成。人类社会复杂多样，不同的社会依循不同的社会关系。当我们把研究的视野拉回到各自不同的“在地”空间时,一种地方性的文化习俗是需要予以考察的。如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所阐释的观点一样，我们应该挣脱并反思近代以来西方式思维所建构的研究逻辑。传播学的研究应当唤起如传媒学者李金铨所倡导的“韦伯式的现象学研究试图平衡科学与人文的两个传统”，以“在地”经验的阐释来沟通差异文化。
构建“媒介化”场景中的乡村社会研究
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才培育，完全可以依赖于融媒体技术支撑下的融媒体传播来完成。由此也急需在现有的形势下对于乡村社会“媒介化”场景进行融媒体传播的探索和实践。中国乡村社会人口众多，尽管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的迁移，城乡人口的数量在逐渐趋于平衡，但城市与乡村的连接伴随着人口的迁移也更为紧密。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的社会结构城乡二元差异明显，在社会发展与变迁的道路上，正在经历着向现代化全面前进的城镇化发展时期，消除城乡的二元差异格局是当下中国要努力完成的国家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中国的乡村振兴被提高到了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及战略的高度。中国乡村社会的振兴与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人”的因素，传播媒介与乡村社会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关系。中国的乡村面临着转型与发展，城镇化的发展是全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过程。
中国乡村“媒介化”的社会环境正在成为现实，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融媒体技术在乡村社会广泛普及，村民的社会交往、社会生活愈发依赖于移动互联的即时通信工具。传播媒介与乡村社会生活联系紧密，不再单单以中介的形式渗透、嵌入融合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而是逐渐形成了以融媒体技术为依托的媒介场景，重构乡村社会生活。中国乡村振兴有着融合媒体传播发展政策与技术可操作性的复合型基础。
融媒体传播媒介场景生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乡村社会的交往、生活场景。在这一新的场景下，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变化愈加成为新乡村建设不可忽视的社群特征考量。而如何在融媒体场景下组织、整合有效资源，对于乡村振兴进行新的探索实践，也亟须更为深入的研究。在这种新的媒介场景中以村民为主体的参与和实践，更要依托对乡村变迁中的社会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关注中国乡村的传播媒介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非常有意义。在统一的传播媒介系统中，村民与市民相遇在“微博”“微信”“今日头条”“抖音”“快手”等不同的新媒体社交平台。乡村社会村民的日常生活，已经完全浸润了媒介信息所建构的社会环境之中。以历史的视角回视，尤其是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下，“媒介环境”与“社会环境”从来也没有像当今这般紧密相连，难以区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如何避免西方社会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实现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更值得研究和探索。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