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复兴30年来，相继出现了“现代化”、“本土现代性”、“社会与国家”、“社会治理”等四类影响较大的研究范式，推动着学科不断走向新的广度、高度与深度。
关键词：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范式;史学理论;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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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复兴30年来，相继出现了“现代化”、“本土现代性”、“社会与国家”、“社会治理”等四类影响较大的研究范式，推动着学科不断走向新的广度、高度与深度。但作为以研究本土经验为主旨的学科，尚缺乏有效回应现实问题的重大理论成果，对于西方经验与理论已无力解释的“中国道路”这一世界理论难题，也还没有提出得到广泛认可的本土解释理论。展望未来，从“社会治理”着眼，在全球化视野下，向社会建设与发展维度方向拓展，可能会推动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治理与发展取得更深入的认识，为当今中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良治社会与善治社会，提出有益的历史启示和理论阐释。由此可能会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引领学科在理论创新上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社会史 研究范式 史学理论 社会治理
作者简介：李长莉(1958- )，女，河北辛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自1980年代中期复兴以来，迄今已走过30年历程。期间，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发展不断成熟。据初步统计，30年来发表论文总量达5000篇，出版著作约千部；近年年均发表论文约500篇、出版论著近百部，且以递增速度增长，同时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研究方法多有创新，可谓发展迅速、成绩斐然①。社会史学科的主旨，是通过考察历史上普遍而具体的社会现象，探究社会的内在结构、演变机制及发展趋向，提出对社会历史变迁本质的解释与认知，为今人提供认识人类境遇及未来走向的经验性启示与理论。从这一学科目标着眼，审视当前的研究状况，还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集中表现为三点：一是许多成果仍停留在还原历史的基础性研究，缺乏对社会变迁本质性问题的精深解释；二是不少成果为旧论题与旧框架下的同质性、重复性研究，缺乏实质性的深入开拓与突破；三是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实课题，缺乏有效回应的理论建构及成果，对于西方经验与理论已无力解释的“中国道路”这一当今世界学术领域的理论之谜，中国社会史作为以研究本土经验为主旨的学科尚未提出被理论界广泛认可的本土解释理论。这些缺陷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本学科许多研究成果的知识交流仅限于狭窄的专业或专题范围之内，难以进入普遍性知识和公共理论交流平台，更难以进入理论创新的主流之中，这种状况已形成制约学科价值提升的瓶颈。
欲寻求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突破，从“研究范式”层面进行反省及开拓，应是一个有效途径。本文所谓“研究范式”(或称“理论分析框架”)，系指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基于某种核心理论而形成的带有一定趋向性和导向性的研究路径、中心问题、认知范畴及分析框架，且形成一定的规模性影响。回顾中国近代社会史30年来的研究实践，相继形成了“现代化”、“本土现代性”、“社会与国家”、“社会治理”等影响较大的“研究范式”，在不同阶段形成广受关注的热点，产生了一定的导向性和规模性影响，成为许多研究成果或显或隐的主导路向和特征。对于这几类“研究范式”的相关内容，以往一些学术综述中也有所涉及，但有的并非是从“研究范式”或“理论框架”这一宏观层面作考察，有的只是对某个研究范式的专题评述，尚未见将30年间这些“研究范式”联系起来作总体考察、集中梳理及转换逻辑的反省。本文即从此点作一探讨，并对研究范式的进一步发展作一展望。
一、“现代化”范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30年间，中国近代史以政治史为中心的“革命史范式”为主导，而自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党和国家的发展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促使人们开始反省和审视中国现代化为何没有成功?史学研究者也开始抛弃“革命史范式”的认识框架，从反省现代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发展历程。1986年举办的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提倡研究作为中国现代化基础和土壤的社会史，以求探索中国社会与现代化的关系，由此标志着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复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史研究就是从反省现代化起步，且成为社会史复兴时期的主题。这样一种以现代化变迁为主线的社会史书写和解释模式，后被理论界、学术界称为“现代化范式”。中国社会史研究由于直接从“现代化范式”起步，较少受“革命史范式”旧有模式的束缚，加之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的创新，因而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史学的新面貌和新气象。
以“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主要表现为以下理路：以西方现代化为标准及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目标，按照现代化元素和模型，对照查找中国近代社会的对应元素及发展状况。在这种解释框架下，中国近代社会即是由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西方式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而这种转变的速度之慢、范围之小、道路之曲折、不全面、不彻底等即是造成中国现代化不成功的原因。在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初期，学术界在“现代化范式”主导下，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状况、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现代化的曲折与不成功、与西方现代化相比的缺失等等展开一系列研究，推出了一批不同于“革命史范式”且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新方向，奠定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对于这一研究状况，迄今已有不少评述，尤以乔志强和行龙在1998年撰文所作阐述比较集中与全面，文中对中国社会近代化变迁的过程、特征和阶段分别作了概括[1]。
“现代化范式”在1980—1990年代社会史复兴时期是主流解释理论，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了学科的初期发展，其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研究重心“回归社会”。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目标确立为现代化，取代政治革命为核心价值，并由此反省和探索中西比较下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缺陷、障碍与艰难曲折，研究重心由以往政治斗争、革命运动转向社会本身，重点研究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状况等各社会要素的现代化程度及与现代化变革的关系。
二是研究视角“眼光下移”。鉴于现代化是社会全面、整体性变革，因而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社会各个方面，研究视角和关注重心由以往集中在上层精英阶层，转向社会与民众，大大扩展了研究领域。
三是理论方法更新。在“实证”这一史学基本方法基础上，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提高了历史分析力与解释力，使历史研究得到现代理论方法上的提升。重视理论反省与方法更新，也成为社会史研究不同于以往史学研究的一大学科特征。
在“现代化范式”研究实践经过一段发展后，显现出一些缺陷，对此已有学术界的反省与共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西方中心”的一元现代化论，以西方模式生搬硬套中国社会，而忽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土特性和内在逻辑；二是用传统向现代的单线性、目的论概括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过程，过于简单化，而忽视了社会变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三是以“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落后—进步”等二元对立价值论划分及评判社会现象，失之于概念化、表面化。由此，学术界、理论界开始力求克服这些缺陷，以期寻求超越“现代化范式”的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