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使人明智。
毛泽东爱读历史，也善于汲取历史的教训。1949年3月23日上午，他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的时候，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因为，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就要夺取最后的胜利，掌握全国政权。作为一个即将执政的党，面临的挑战是可想而知的。有人曾经问毛主席，“共产党能不能不做李自成？能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律？”他回答：“肯定有办法！到底怎么样，要看以后几十年。”是的，此时他已高瞻远瞩，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找到了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0多年来，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始终要求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和宗旨。即使在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仍一再告诫全党：“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艰苦创业。”江泽民同志还于1991年9月专程前往西柏坡，作了“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词。去年12月6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总书记之后的第二十天，就亲率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重温毛泽东同志当年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两个务必”，继续完成好带领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这场考试。
我党始终视“两个务必”为法宝，是以史为鉴。开创伟大的事业，永葆江山社稷长治久安，必须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方面的例证实在是太多了。
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树立了艰苦奋斗的光辉典范。禹的功绩，不止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王朝，更在于他的这种勤勉不息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世世代代华夏子孙，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禹是一个以身作则、吃苦耐劳、公而忘私的人。他在领导整个治水的过程中，是“身执耒锸，以民为先”（《韩非子·五蠹篇》），三过家门而不入，“芒芒禹迹，划为九州”，终于用十三年时间把洪水制服。禹的丰功伟绩为世人传颂，后人常用“功不在禹下”来形容人们做出的大贡献。历代贤明的君王无不以他为榜样，弘扬和效法禹的精神来治国安邦。
汉文帝、景帝，实行“与民休息”政策，抑地主、商人侈靡之风，换得“文景之治”；唐太宗李世民，君不独断、广任贤良，君能兼听、臣敢直谏，带来“贞观之治”；清初时期，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惩恶治吏，皇帝御驾亲征，呈现“康乾盛世”。从汉文帝景帝到唐太宗乃至康熙乾隆，其成就伟大基业，莫不履历奋斗之艰辛。
然而，历史的教训更为深刻。
从鼎迁于汤，到鼎迁于周，再到西周灭亡，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历史人物不同，但改朝换代的原因却是那么的相同。
先看夏桀的灭亡。夏朝自禹建国以来，共传了14代、17王。到桀时，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已扩大到“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史记·孙吴列传》）。即东面到达黄河下游和济水流域，西面到华山，南面到伊水流域，北到羊阳（今山西晋城一带）。实际上，其统治势力所及还远不只这样一带地区。可惜夏的江山丢在了桀这样一个既残暴又好色的君王手上。史载：桀十分宠爱一个叫妹喜的受降得来的美女，为讨其欢心，“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文绚东京赋》）。所谓倾宫，就是因宫殿建得十分高大，从地面往上看，有将要倾倒的感觉，故取名倾宫。有太史终古见桀贪乐纵欲不理朝政，便苦苦劝谏，桀非但不听，反责骂其多事，终古无奈弃夏投商；又有大夫关龙逄，手捧“皇图”来到倾宫，劝桀效法先王，像禹一样节俭爱民、薄衣食、惜民力，可桀反而将关杀害。于是贤臣绝迹，桀愈加暴虐。桀劳民伤财，又整天只知寻欢作乐，百姓不堪其苦，怨声载道，敢怒而不敢言，就只有借着骂太阳来咒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 汤誓 》）。意思是这个太阳为何不快灭亡，我们愿与你一同灭亡。而这个时候，以汤为首的属国商稍稍兴起。汤在征服夏王朝时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汤在伐东时，西方的属国抱怨道：汤侯啊，你为什么不先打我们呢？汤在伐南时，北方的属国也抱怨说：汤侯啊，你为什么后打我们啊？一个征服者，竟然到处受到敌国的欢迎，真是史上奇迹！而真正创造奇迹者，不是汤，而是桀。
再看商纣的下常纣是商朝最后一个国王，也是一个荒淫残暴的昏君。整日沉湎酒色，与宠姬妲己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纣的暴政使得他众叛亲离。直到周武王率兵来伐，他还沉浸在鹿台的酒宴歌舞中。而此时，纣的军队却远在征伐东夷。当他意识到情况危急时已经晚了。纣只得匆忙七拼八凑70万人马，仓促开赴牧野迎战。这些由奴隶和俘虏临时编成的军队人数虽众，但平日对纣的暴虐恨之入骨，根本不愿替纣王卖命。结果“纣军皆倒兵以战”（《史记.周本记》）。
纣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罪恶多端，百般无奈之下，只得登上鹿台自焚。临死的时候，还命人将珠玉宝器堆在身旁，希望一起带去，至死也不改秉性。实在可悲呀！
更可悲的是周幽王。这位昏君为美人一笑，竟丢了身家性命，失掉了天下。
史书上讲到西周灭亡时，总要讲到“幽王宠褒姒”的故事。幽王妃子褒姒长得很漂亮，可是不大爱笑。幽王总想让她高兴发笑，但千方百计总是不成，幽王忽然心血来潮，想开个烽火戏诸侯的玩笑。殊不知，“烽火”是十万火急的军令，是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军事设施，不可轻举妄动。而幽王一心要博得褒姒的欢心，竟然忘乎所以，下令举火。虽果然引得褒姒大笑，可当敌人真正来犯举烽火告急时，再也没有人来救了，幽王终被杀于骊山之下，西周王朝的大厦也随之倾倒。
如今骊山顶上古烽火台故址犹存，成为西周王朝灭亡的历史见证，为后人鉴戒。
如果说，上古时代的这三个昏君是咎由自取的话，那么，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功败垂成实在有点可惜了。李自成出身贫寒，成为农民军领袖后，仍能严以律己。他不好酒色，粗茶淡饭，与部下同甘共苦，经常与士兵一起席地而坐。
由于起义军实行“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纲领深得人心，加之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以势不可挡，很快攻下京师。李自成在进城之初，他本人仍能保持着农民领袖的本色，对士兵的纪律约束也很严，士兵若有淫掠行为的，立行凌迟处斩。但是形势的迅猛发展和起义军取得的巨大胜利冲昏了大顺将士的头脑。普遍滋长了轻敌麻痹思想，人人都陶醉于胜利的赞歌中。在繁华的都市里，一些将官的生活开始腐化了，有的住进了明朝大官僚的豪华府第，过起笙歌燕舞的享乐生活。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中国通史》记载：“进京后，牛金星热心的是讨论登极礼仪，教习登极仪式，不断地劝李自成即位。他身穿玉带蓝袍圆领，手里摇着用洒金写上的‘内阁’字样的折扇，坐着八抬大轿，俨然一派太平宰相的风度。”像刘宗敏这样的大将，不想带兵消灭残存的敌人，却热衷于在京城里拷官追赃，甚至掠走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逼得吴三桂“为红颜”而“冲冠一怒”，反叛降清。在众多将领中，唯有李岩头脑比较清醒，他目睹各种不良习气，曾向李自成提出建议。但作为领袖的李自成，由于阶级的局限，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采纳李岩的建议，没有对大顺将官的日渐腐化的现象采取断然措施，反而听信了牛金星的谗言，杀害了李岩。
结果内部分裂，将相离心。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形势急转直下。李自成的起义军仅四十二天就败走京城，最终归于失败。试想，假如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能看到忧患，保持头脑清醒，乘胜追击残敌，对山海关外严加防犯；假如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对腐败和松弛的现象及时加以制止和整顿；假如没有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不迫使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那么，历史也许会重写。但历史终归是历史。
一切的假如只能为后人留下思索与警示。
然而，历史的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洪秀全的太平军仍未跳出历史的周期律。他们在定都天京后，也开始了腐化变质的过程，最终难以摆脱失败的厄运。
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律。其原盖于我党注意总结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早在1944年，也就是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推荐了郭沫若写的历史长文《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深刻而又生动地剖析了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毛泽东将此文“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要求“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关头，又及时、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使全党同志保持高度的警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特别是建国初期，果断地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位经不起“糖衣炮弹”的高官，为党内一些同志敲响了警钟。
五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回味毛主席当年从西柏坡动身到北京时讲的那席话，更觉得意味深长。五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在这场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2003年5月写于南京
《大地》 (2003年 第二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