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古人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国家、整个世界，要想生存，要想发展，都离不开“勤俭节约”这四个字。可以说修身、齐家、治国都离不开勤俭节约，诸葛亮把“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作为“修身”之道；朱子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当作“齐家”的训言。
我国古代的许多名人也把勤俭作为家训或家风，教育子孙后代勤俭持家。从这点可以看出，勤俭节约的美德如同甘霖，能让土地开出富裕的花；勤俭节约的美德似雨露，能让土地结下智慧的果。
诸葛亮：教育子女俭以养德
三国时期西蜀丞相诸葛亮一生忠心辅佐刘备、刘禅两代帝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晚年得子，取名瞻，字思远，希望自己的儿子“志存高远”。诸葛亮非常喜爱自己的这个小儿子，但同时又对他的成长充满了担忧。他在给其兄诸葛瑾的信中曾说道：“诸葛瞻今年八岁了，十分聪慧可爱，但我又担心他过于早熟，最后成不了大器！”可见，诸葛亮十分重视子女的早期教育问题。
诸葛亮虽高居相位，却一生俭朴，他曾经在给后主刘禅的上表中说道：“我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此外别无积蓄，而这些也足够家人使用的了。我保证在我死后，家里家外都不会留有多余的财产，不辜负陛下对我的厚恩。”诸葛亮履行着自己“俭以养德”的做人准则，希望子孙后代成为拥有远大理想、勤学俭朴的有为之人。
古往今来，很多名人都选择以书信的形式教育子女。诸葛亮就在《诫子书》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告诫孩子要宁静致远，勤学俭朴，这样才能养成高尚的品德，从而有助于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和抱负。
苏轼：房梁挂钱，勤俭度日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前后共做了四十年的官，他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
公元1080年，苏轼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了一块地，便自己耕种起来。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有计划的开支：先把所有的钱算好，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家人一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有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就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如此勤俭持家，终于度过了那段艰苦的日子。
司马光：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
北宋杰出史学家司马光，进士出身，曾任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后追封为温国公。他著述颇丰，其名著《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工作作风稳重踏实，更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
在司马光的一生中，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据有关史料记载，司马光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揭开一页。他告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为了实现著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他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他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作风，使同僚们深受启迪。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祟尚俭朴的重要性，他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靡，极力提倡节俭朴实。
他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誊于后世。
范仲淹：教子戒奢维家风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的千古名句，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范仲淹出生在苏州吴县一个贫苦的家庭。早年清贫的生活，使他养成了节俭朴素的习惯。后来入朝做大官后，所得的俸禄，往往用来接济穷人，而自己的子侄，却不得不轮流换穿好一点的衣服出门做客。
话说有一年秋天，范仲淹的二儿子范纯仁将举行婚礼。范纯仁深知父亲的风节和家规，对操办隆重、奢华的婚礼，自然不敢妄想。纯仁暗暗考虑：成家立业乃人生大事，总得购置些衣服、家什。只买些简单的用品，自然会得到父亲的赞许，但新婚妻子及岳父那边却不好交待；买些稍好点的，妻子、岳父那里自然高兴，但父亲的家规却不好通过。想来想去，范纯仁最后决定：只买一两件稍贵的物品，父亲、妻子两边都能接受。于是，纯仁将要购买的物品列出清单，壮着胆子交给了父亲。谁料范仲淹接过清单一看，立刻板起了面孔，大声说：“纯仁，你要购买那两件贵重之物，到底是什么打算？难道我范家的门风，要在你手中坏掉不成？婚姻自然是人生的大事，但是它与节俭有什么矛盾？又怎么可以借口‘人生大事’，而去奢侈浪费呢？”一番话说得范纯仁满面羞愧。他低下头，鼓起勇气，向父亲喃喃地说道：“范家节俭的家风，孩儿自幼熟知。购买奢华贵重用品，儿子知错。可是有件事孩儿在心中苦恼多时，今日如实禀告父亲大人。这些天来，新人想用罗绮做幔帐，孩儿知道这不合范家家风，不敢答应，可她父母又出面提出，孩儿碍于他们的情面，没敢再坚持不买。”范仲淹一听，立刻大怒，指着范纯仁说道：“你知错认错，我不再追究你的过错。但是，范家几十年来，以节俭自守，以奢侈为耻。用罗绮做幔帐，岂不坏了我范家的家风？情面事小，家风事大。你可以告诉他们，如果坚持以罗绮为幔帐，那我范仲淹就敢把它拿到院子里烧掉！”
由于范仲淹的坚持，范纯仁的结婚大礼办得十分简朴，既没购买什么贵重奢华的物品，也没有举办隆重奢侈的婚礼，不仅范仲淹的家风得以维持，同僚们也从中受到很大教育。
柳氏家族：家法严谨成时人榜样
唐代柳公绰一门显贵，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其子柳仲郢、其孙柳璧、柳玭等皆至高官。柳家也以治家严谨闻名于世，柳氏家法成为时人教育子孙的榜样。
柳公绰对子女们要求十分严格，一到灾荒的年月，家中虽然储备甚足，但摆在子侄们面前的却始终是一碟菜。他还经常让他们吃野菜，对他们说：“你们的爷爷在世的时候，曾经因为我们兄弟学习不好，就不给我们肉吃，我们没有忘记他老人家的教诲啊！”柳家子侄们听后很受教育。柳公绰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教育子孙一方面要勤俭持家，同时还要勤学苦读。
柳公绰十分重视长幼之序，他在外任官时，一次其子柳仲郢前来看望。柳公绰要求他在距离衙门很远的地方就要下马，以示对长辈的尊敬，同时还要求他要尊重府中的职员，不要因为职位低而轻视他们，也要对他们行礼。在严谨家法的影响下，柳玭写下了《诫子弟书》和《柳氏序训》，从做人到治家，集中体现了柳氏家法的精髓。
曾国藩：教育子女“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是清末官员，他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得上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朝的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逝，研究古算学亦取得相当的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才，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
曾国藩身居要职，公务繁忙，长年在外，无法经常督促子女，于是写信成为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在曾国藩的著作中，以教育子女为主要内容的《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从以下《家书》摘录内容中，可见曾国藩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教儿女节俭创业，值得后人深思。
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五日，他给纪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与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做矣……京师子弟子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又给纪鸿写信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同治三年七月，曾国藩受封侯爵，纪鸿正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自始，务知自重。”
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致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他还告诉儿女、家眷：“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且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他还要求：“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