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意见》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顺应文化和旅游消费提质转型升级新趋势，深化文化和旅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需两端发力，不断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而早在201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总结推广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经验和有效模式”。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文化消费？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林教授在日前召开的“新中国70年文化建设成就与经验”学术研讨会上就此作了演讲。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促进经济增长，有很多手段，消费升级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抓手。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8月23日，国新办为此举办了新闻发布会，这是今年第二场由国新办主持召开的文化和旅游消费政策发布会，也是中央在社会领域促消费的重要决策部署，对于持续扩大和引导文化和旅游消费，以文化和旅游消费引领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事实上，近几年来，国家已发布多个鼓励文化消费的文件，文化消费俨然已成为一个“香饽饽”。为什么现在要特别强调文化消费？今天，我就此和大家分享一下个人观点。
为什么要推出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不断加快，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进一步增强，文化消费作为消费经济的高级形态，已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的主要方式之一。当前，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激活和释放文化需求，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以文化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培育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引领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正在被提到更加重要的战略层面上。在这个新形势新背景下，已实施两年有余的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以下简称试点城市）工作越来越值得深入总结和认真研究。
试点城市首次把“硬的城市建设”与“软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自身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更加自觉的历程。早在试点城市正式启动之前的2015年6月，文化部和财政部就曾联合推出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到了2016年4月，两部再次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的通知》，在试点项目的基础上把范围扩展到全国。两个月后，文化部第一批第一次26个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名单公布，以城市为主体的文化消费大幕正式拉开。由于符合新型城镇化和文化强国建设融合发展的需要，大约8个月后，文化部又公布了第一批第二次19个试点城市名单。目前全国共有45个试点城市，其中，直辖市为4个，副省级城市为11个，地级市为29个，县级市为1个，既突出了重点和主体，也照顾到不同的城市层级，比较客观和全面地显示出我国城市文化消费的总体情况和发展趋势。
关于首批试点城市的意义，主要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是具有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在后工业文明和消费社会的背景下，消费经济和消费生活方式正成为推动当今城市发展的主要机制之一。借助文化消费和消费经济的天然密切联系，试点城市首次把文化建设融入城市发展和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为其深度参与国家现代化战略开辟了重要新通道。二是具有结构优化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我国文化领域一向分为公共文化和文化产业两大块，尽管各自的重心有所不同，前者发自“政府端”，后者落在“企业端”，但都可以划归到“供给侧”的范围，相应地，对另一端的“需求侧”则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视和忽略，这是造成当下文化供需失衡、库存不断增大、市场缺乏活力的主要原因。但在试点城市工作开展以来，通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和积极引导居民形成良性文化消费习惯，各地不仅有效解决了一些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同时也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文化产业结构调整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总体上看，经过两年多来的探索和培育，文化消费不仅迅速崛起为我国文化建设领域的“第三驾马车”，也和文化产业、公共文化在不断的协调协同中形成了更加优化的“文化生态圈”，从而为进一步促进消费经济和城市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此次《意见》提出：“在试点城市基础上，择优确定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以下简称示范城市）并动态考核。推动试点城市、示范城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及“到2022年，建设30个示范城市、100个试点城市，示范城市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支出占消费支出比例超过6%，旅游收入增速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等目标，必将进一步促进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文化消费究竟能为国民经济发展做什么？
目前，两年的试验期已经过去，回顾试点城市走过的道路，可以说圆满实现了“推动我国文化消费总体规模持续增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带动旅游、住宿、餐饮、交通、电子商务等相关领域消费”的预期目标，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同时，也很好地回答了“文化消费究竟能为国民经济发展做什么”这个最初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首先，试点城市取得了不俗的经济产出和效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在总体上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国45个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累计吸引居民消费约6亿人次，实现文化消费约1500亿元，参与试点公共文化机构数量达8344家，参与试点企业、商户数量31544家。一些文化基础设施更优、文化消费环境更佳的试点城市，更是直接从促进文化消费工作中尝到了甜头。以“钱塘自古繁华”的杭州市为例，2017年，该市文创产业实现增加值为3041亿元，同比增长19.0%，占GDP比重上升至24.2%。其中，数字内容产业实现增加值高达1870亿元。在这一连串漂亮数字的背后，文化消费的拉动作用功不可没。统计表明，该年度杭州市的居民文化消费总额超过了344.5亿元，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的增速高达13.1%。在政治经济学上，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对应于“消费”和“生产”，两者的良性循环对文化市场繁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通过做强文化消费这个过去的弱项和短板，试点城市有力地推进了文化产业扩大再生产和文化供给侧改革，同时也极大地提升提振了人民群众文化消费的能力和信心。因此，面向未来，各试点城市均提出了更高的发展目标。
其次，试点城市在政府引导培育上先行先试，探索形成了一批新政策和有效模式。从总体上看，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培育城乡居民良好的文化消费习惯，试点城市结合各自实际制定有效政策，初步形成了一批在全国范围内可推广的典型经验。除了发放文化消费补贴卡、积分换优惠、举办文化惠民季等普遍做法，很多试点城市还因地制宜推出了“各有巧妙不同”的真招实招。如郑州市通过政府购买文化服务做大文化消费规模，廊坊市通过普及文化艺术教育培养市民文化消费能力，兰州市鼓励引导民营资本加大对演艺市场投入，武汉市支持图书出版等各类文化企业进社区，宁波市实行高雅艺术演出政府补贴制度，天津市武清区深度开发沿线文化精品景区景点，南京市支持文化企业建立文化消费服务联盟，青岛市扶持“专、精、特、新”小微文化企业，遵义市简政放权促进民营文化企业发展，乌鲁木齐市打造10分钟文化圈，长春市实施文化品牌引领战略，杭州市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文化消费诚信柜”和“无人值守书店”……事实证明，这些举措在培育文化消费新增长点上效果明显，有力拓展了城市文化消费空间，并为国内其他非试点城市所借鉴和参照。
再次，试点城市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促进文化消费成为优化城市综合功能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叫座不叫好”与“叫好不叫座”现象，是我国文化消费领域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的集中表现。由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主导的试点城市，一方面，在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上立场坚定、毫不含糊，另一方面，由于紧紧抓住了“以消费促进文化供给侧改革”的牛鼻子，因此较好地实现了“改变粗放文化生产和供给方式”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捍卫国家文化安全”的协调发展，不仅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如北京市朝阳区以推进公益性项目培育市民的文化消费习惯，河南省郑州市实施扩大优秀文化产品有效供给项目，上海市徐汇区积极营造有利于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提供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环境等，这些探索致力于构建促进公共文化、文化产业、文化消费“三驾马车”协同发展的新机制，有力引领着文化建设与城市规划、社会治理、消费升级、科技创新、软实力建设形成发展合力，成为相关城市本身补短板、强功能、优品质的重要抓手。
文化消费与人文城市建设
201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总结推广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经验和有效模式”。相关统计表明，2018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回落1.2个百分点，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增长率和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相比2017年增幅均有下降。在这个略显紧张和不利的形势下，认真研究试点城市的工作经验和有效模式，对于今后一段时期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文化消费与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上，要充分认识到，消费端出现的问题，根子往往在供给端。有关调研显示，2014年我国文化消费规模仅为发达国家的1/3左右，缺口达3.7万亿元，分析认为其主要矛盾就在于有效供给不足。而最新的研究显示，通过供给侧的提质升级，近年来我国文化消费综合指数持续走高，已由2013年的73.7增至82.2，随着文化消费环境与水平的提高，居民文化消费表现出水涨船高的势头。把文化消费工作作为深化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一方面，以人民满意的文化消费服务促进公共文化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以健康安全的文化消费产品引导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探索和建构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公共文化的协作协同机制，不仅可以有效解决文化领域内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也将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在文化消费与消费经济的关系上，要准确评估和充分肯定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对相关国民经济部门、行业的带动和引领作用，充分认识文化消费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良性循环中特有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坚决摈弃“重物质生产，轻精神生产”“重实体消费，轻文化消费”“重文化供给，轻文化需求”等传统观念和行为。在后工业文明和消费社会的背景下，文化消费作为人类精神生产方式主要环节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同时也直接构成了人类社会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作为一种消费经济形态，在文化消费中激活和释放的文化需求，不仅可以催生各种新的产业和服务，同时也以明确的市场信息和更高的精神情感要求在整体上引领消费经济品质升级优雅前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方式，文化消费不仅只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同时也发挥着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文化消费是消费经济的明珠”，发展文化消费，比发展一般的物质消费、服务消费有着更加重要和丰富的战略意义。
在文化消费与城市建设的关系上，要以试点城市取得的工作经验和有效模式为出发点，进一步研究文化消费与城市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管理、科技等要素的复杂交互关系，促进文化消费工作与发改、规划、经信、国土、生态、能源、交通等部门更好地衔接与合作，促进文化消费这个黄金产业更好和更全面地融入城市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首次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将“人文城市”列为新型城市的五大类型之一，人文城市对推动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建设，提升城镇建设质量和水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因此也是文化消费城市最应该关注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布局。文化消费城市既是一个城市科学的新概念，也是具有中国新型人文城市特点的一种重要现实形态。把文化消费城市提高到国家人文城市规划建设的高度，不仅可以为文化消费、文化产业、公共文化协调发展提供支持平台，同时也有助于从根本上推进文化消费城市深度融入国家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战略并发挥其独特和不可取代的作用。
最后要说的是，文化消费的蓬勃生机和远大前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在国新办就《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举行发布会的第二天，8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其中显示，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4%，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1.6%，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更加凸显。同时，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8%，生态环保、教育、文化等短板领域投资分别增长48%、18.9%、22.1%。内需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9.3%，服务消费占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49.4%、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供给体系优化对需求升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显现。在这个背景下，文化和旅游消费作为消费经济的高端形态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要的主导产业，应把“引领消费经济品质升级，引领人文城市优雅前行”作为未来发展目标，从而为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思想者小传】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教授，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消费报告》负责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全年实施情况评估和分地区实施绩效评估报告》负责人，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城市科学、战略规划、标准评估、智慧城市、文化发展研究。（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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