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无力“购买忠诚”，那么通过树立“他者”来增强“我们”的凝聚力，就成为另一种选择。这种社会思潮风向标的变化，既是“脱欧”驱动力的表征，也实际参与到了“脱欧”这一运动。
文／陈琦
英国“脱欧”进程一波三折，甚至一度引发“宪政危机”层面的讨论。
除政党纷争、府院矛盾等问题之外，英国当前所面对的“脱欧”情形及其未来走向，都可以从公共舆论和民众情绪等社会思潮风向标中找到内在逻辑。
那么，“脱欧”的深层次动因是什么？经历过“脱欧”的英国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后脱欧”时代的英国，将会对自身进行怎样的定位？
“疑欧”心理长期存在
梳理整个事件的脉络，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场金融危机直接终结了工党“布莱尔-布朗政权”，也客观上终结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设计的自由市场经济搭配社会福利体系的“第三条道路”。
保守党执政后，为了应对危机，大力削减政府公共财政预算，这种撒切尔式的做法导致社会中下阶层充斥着被剥夺感，罢工、示威不断，2011年从伦敦开始蔓延到英格兰各大城市的青少年暴乱，可以看作是这种怨念的集中爆发。
冀望再次赢得大选的中右立场的保守党政府，为了与其他右翼政党争夺选票，采取了迎合“疑欧”民众情绪的策略，允诺胜选后即举行“脱欧”公投，从而开启了这场持续至今的马拉松式的“脱欧”进程。
然而，以更为长久的历史纵深和更为抽象的哲学视野来观察英欧关系，就会发现，英国“脱欧”这件看似偶然的戏剧性事件其实有着某种必然性。“脱欧”与否，既是“英国认同”与“欧洲认同”的对抗，也是英国自由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与欧陆政治哲学的理念冲突。
英国民众在文化心理上对强势的大一统的官僚机构有着深深的抗拒。历史上，英国所面临的严重国家生存威胁，都来自欧洲大陆的霸权，不论是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还是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抑或是20世纪初期崛起的统一德国，这些欧陆对手无一不是缺乏议会制约的集权政体。
在英国“疑欧”派民众眼里，布鲁塞尔那些“非选举产生的欧盟官僚集团”，有种自我恶性膨胀的天然冲动，不仅挥霍英国纳税人的钱财，更构成了对英国政体“议会主权”原则的伤害。这种“疑欧”心理作为“脱欧”种子长期存在，但若要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力量，则需要“内外联动”的气候与土壤。
就外部而言，英国对欧盟的不满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欧盟本来只是一个国家之间的地区组织，但其行为却越来越像一个超越各国议会的主权实体。欧盟的债务危机、难民危机、迟缓的决策机制、与英国政治传统格格不入的官僚主义、东扩以来由于地区发展不均衡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等，都增强和放大了英国原有的对欧盟这一组织的疑虑、不满和忌惮。
就国内状况而言，英国过于倚重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战略的负面影响日趋显现。一方面，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吸纳了一批又一批英国最优秀的人才，甚至绑架了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制造业的产业空心化、产业链的断层、基础技术配套的流失等问题长期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英国国内关于“脱欧”与“留欧”的争论，折射出实体经济产业与虚拟经济产业的话语权对抗。
弥合社会矛盾的物质基础动摇
“英国”是一个内部分层的集合体，以阶层、职业、教育背景、性别、种族、族群、宗教、地域等划分，各群体对利益有各自的界定。在标榜自由民主、推崇多元包容的西方社会，弥合各利益群体分歧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是充足的可支配的超额利润。
当英国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相对其他经济体拥有占优势的“代差”时，这种物质基础是可以得到保证的。技术进步所推动的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与殖民地贸易获得的“剪刀差”利润，正是19世纪英国缓和国内各阶层经济矛盾的重要手段。
然而，在当下正发生着的新技术革命中，无论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还是有国际竞争力的成规模高端制造业，如航空航天、海洋工程、交通设备、生物医药等，英国的技术和生产率的相对优势已不再明显，来自美、中、德、法、日等国的产业竞争削弱了英国攫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也压缩了英国利用外部利益输送以凝聚国内群体的空间。
当无力“购买忠诚”，那么通过树立“他者”来增强“我们”的凝聚力，就成为另一种选择。这种社会思潮风向标的变化，既是“脱欧”驱动力的表征，也实际参与到了“脱欧”这一运动。
与此相对应的，正是金融危机前后的英国状况，即当宏观经济向好，社会氛围倾向于宽容，并鼓励国际合作；反之，则社会氛围倾向于保守，集体焦虑上升。久拖不决的“脱欧”，不仅制造了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而且挫伤了许多英国民众的国家自豪感。
最近我们所做的一项田野调查显示，如果真的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结果大概率依然是“脱欧”占优，甚至会有更多原本态度中立的民众转向选择离开欧盟。
“后脱欧”时代再定位
经历了“脱欧”阵痛的英国社会，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弥合“脱欧”造成的社会分裂。可以预料，有关构建英国认同、英语国家共同体认同的讨论，将会成为公共话语空间的一个重要话题。
对比英国2016年的“脱欧”公投与1975年的“是否留在欧共体”公投，其最明显的差别存在于伦敦以外的英格兰，而其他地区支持率变化不大。有专家认为，此次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可以说是英格兰“滥用”了本地区在“联合王国”中的主导地位，裹挟了国家意志。
英国，或者说“联合王国”，其统一的国族（以政治、文化等方式将文化接近的不同民族凝结成为同一国家的族群概念）身份从未真正建构，所以一些英国学者如戴维斯、巴内特、斯科鲁顿等认为，英国只是一个地区概念。多元化既是一种文化财富，同时也对国家身份认同构成一种潜在的挑战。失去欧盟的框架，英国国家认同与地区认同、族群认同之间的角力会更加凸显，如何实现“脱欧”后的国家团结，执政者恐怕会觉得更加棘手。
对于英国而言，需要有一个明晰的国家发展层面的宏观计划。政党政治的弱点，在于过于聚焦当下的、短期的政治利益，导致政党利益、选区利益往往凌驾于国家整体长远利益之上。“后脱欧”时代的英国，将如何对自身进行定位是个有趣的问题。
例如，在英国本来就不强的欧洲认同是否会随着离开欧盟而进一步淡化，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是否意味着英国社会将整体转向保守和排外？又或者，随着欧盟所垄断的对欧洲的代表权被打破，英国反而会更加积极地参与自身享有更大话语权的欧洲文化身份的构建？英国社会是会聚焦于国内事务，还是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如果是后者，“全球化英国”的叙事是否会嫁接到英国的“全球帝国史”？
需要指出的是，不可简单认为主张留在欧盟的人就是“进步的”“左翼的”，主张离开欧盟的人就是“保守的”“民粹的”。
例如，按照不少“脱欧”派政客的说法，脱离欧盟是为了让英国更加全球化，更好地与欧洲以外的地区比如美国与英联邦、非西方文明的经济体比如中国和印度建立紧密的联系；摆脱了欧盟的外交桎梏，重获外交完全自主权的英国，可以拥有更加充分发挥自身外交艺术的空间，更好地撬动力量杠杆，等等。
就“脱欧”后的族群关系而言，英国排外的声音主要分两种，担心欧洲移民挤占本地的就业机会，担心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移民改变英国文化认同的底色。
排外往往是一个社会的应激反应。“脱欧”之后，来自欧洲的移民将被纳入到边境控制之下，随着英国中下阶层劳动者心理上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对欧洲移民的排斥之声有逐渐消停的可能。同时，随着对英国国家认同的强调、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欧洲以外地区的移民也许会更多地感受到来自白人主流社会的异样眼光。
“脱欧”完成之后，欧盟不再是英国转移国内问题的口实，民众的焦虑会得到短暂的释放，英国与欧盟也将形成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关系。
英国社会经过数年来的反复，离开欧盟未尝不是一个新的开始，未尝不代表着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但是，英国的困境从经济角度而言，根本上是生产技术不再具有“代差”优势从而导致攫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受到削弱所引发的。从政治角度讲，政党政治导致在重大议题上，政府难以从整体利益上思考并迅速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
这种催化“脱欧”发生的经济诱因和政体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并不会随着“脱欧”谈判的完成而自动消失。就算英国政府最终如愿退出欧盟，也只代表这一段插曲的结束，英国社会矛盾短期内难有缓解。
如何弥合因数年来的“脱欧”争议所导致的社会意见对立、如何补偿因“脱欧”导致利益受损的群体、如何重塑在“脱欧”过程中受损的议会权威、如何构建“英国人”并完善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叙事体系，对“后脱欧”时代的英国而言，依然道阻且长。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2019年10月30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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