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刘德天被誉为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曾获“地球奖”、中国环境保护特别贡献奖、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曾被时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人民大会堂“点赞”。
环保NGO规模小、资金少、风险大，对负责人品德和能力要求高，寻找合适接班人困难重重。一些规模大、知名度高、资金相对充足的环保NGO面对接班也同样不容易，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于2000年到2013年间连续更换8任总干事。随着第一代环保NGO创始人年龄不断增大，他们中的大部分身体已经无法承担繁重的工作，被誉为“绿林好汉”的重庆绿联创始人吴登明2013年去世，一些知名机构创始人或频繁住院、或耳朵失聪、或行走困难，不少机构陷于长期无人接班导致的重大危机，为了让机构存活，他们必须在接下来有限几年成功完成机构接班。
对缺少稳定资金和商业模式的NGO来说，接班既是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实现质变和发展的潜在机会。在种种困境下，NGO创始人摸着石头过河，在寻找接班人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这几年中国有十家以上全国知名的环保NGO出现了创始人子女接班的现象，并且有接班子女帮助机构成功完成机构飞跃式发展案例的出现，多家机构在接受作者访谈中提到“家族企业传承”给他们带来重要启示。
张頔：一句话让我读懂了妈妈的心思
环友科技
致力于环保科技研究和公众环境教育的非政府机构。宗旨是通过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公众环境宣传和环境教育活动及信息交流，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倡导和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并促进公众参与，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1996年，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地质大学附中生物老师李力无意中翻到一本杂志，看到了环保故事、认识了环保人士，从此她开始做环保志愿者，不久后她调到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科技馆做专职环境教师。2002年，李力辞去公职，告别近30年的教师生涯，开始全心全意投入NGO。2006年，她出资组建自己的环保NGO，长期为新建的、边远贫困地区的环保NGO提供咨询、培训等扶持，被赞为“雪中送炭的知心姐姐”。
母
李力长期担任东亚环境信息共享网络和东亚气候网络中方负责人，为中日韩环境信息、NGO、企业、政府、专家学者等交流搭建平台，促成了国内环保NGO的很多国际交流项目。她曾荣获搜狐公益先锋人物、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张頔是母亲李力的“跟屁虫”，从小就跟着当生物老师的妈妈参加各种科普和环保活动，对生物颇感兴趣，“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卧室门上挂着食物链的图，每天睡觉前，我都盯着看半天。”到了2003年那个夏天高考选专业，父亲建议儿子选择信息专业，母亲致力环保当然力推儿子学环保。结果张頔选择了环境专业，之后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选择的专业也是环境研究，“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毕业之后要不要做环保，只觉得找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就行了。”
子
张頔，环友科技秘书长。曾留学加拿大，主攻环境专业，2012年回国进入母亲李力创办的北京NGO组织“环友科技”工作。
李力一直觉得，张頔是个想法简单的孩子，可她不知道，张頔还是个心细心重的孩子，与儿子一次闲聊中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改变了儿子的人生方向。那是张頔出国前的一天，母子二人在家闲聊。“我说张頔啊，你出去就别回来了，好好给自己规划规划，怎么学习，找个研究室，顺便打个工……”李力用老师的口吻说教着儿子，突然间自己又叹了口气，“哎，你要是不回来，我这么大摊子交给谁呢？！”李力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这句话只是她一时的感慨，并没有多想，张頔却听进了心里：“她猛然间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明白了，她内心还是希望我回来的，我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完成国外学业之后，张頔以项目官员的身份正式加入“环友科技”。
张頔心里很清楚，母亲做的这个环保事业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需要付出很多，有时候还要面临生存难题，但是他始终记得母亲的一句话：“不能给自己留退路，要不就不会那么坚持了。”听过太多因为坚持搞环保而被人打、被迫举债的故事，张頔更想做母亲的保护者和坚强的追随者。
万晓白:和爸爸一起找科尔沁的大草原
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
2006年万平发起的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成立。经过20年，科尔沁草原上有一块1平方公里的沙漠变绿洲，周边草原生态系统得到自然恢复，生态系统功能及边缘效应得以显现，形成良好的局部生态小气候，有效遏制了流沙向周边流动，成为自然生态恢复一大奇迹。机构曾获“中国首届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吉林通榆县同发乡新合屯，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距离内蒙古边界只有1公里左右，这里地处中国四大沙地中面积最大的科尔沁沙地东部边缘。1997年5月，吉林长山热电厂环保工程师万平回到阔别近30年的这里，那是他曾经插队的地方，当年父老乡亲省下粮食真诚无私资助给了他生的希望。可是曾经的茫茫草原如今却满目黄沙，恶劣的生存环境、贫困的生活迫使许多当地人迁居他乡。返城后，万平看到吉林农大教授姜岩荒漠变绿洲实验受到启发，久久不能平静。2000年6月，47岁的万平毅然辞职投身通榆自费治沙。
父
万平，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白城市政协常委，被誉为中国民间治沙第一人。万平在通榆县同发牧场西南承包了一块1500亩的荒地，他立志要将这块被当地人叫做“火沙坨子”的流动沙丘变绿。
从2000年至2002年，在父亲的感召下，万晓白把大学的假期全部贡献给沙地，但是仍然遭遇了种种困境：种下去的杨树因缺水旱死；新长的小草因盗牧被啃光；一场风沙把即将收获的糜子全部扫落在地……看到父亲的辛苦，万晓白觉得好心疼。
“父亲一直是我的榜样，理所当然我成为父亲治沙事业的忠诚追随者。”吉林大学毕业后，她没有立即找工作，而是在沙地里继续做志愿者。2003年，沙地初绿后，她去了宁波，并在那里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但是，每每想到父亲和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晓白心里总是有太多的牵挂和思念。2005年底，在丈夫的支持下，晓白举家回到通榆，回到父亲身边，全职投身环保公益事业，继续进行科尔沁沙地的生态修复、环境教育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探索。
女
万晓白，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吉林省人大代表，曾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吉林好青年、吉林五四青年奖章，第九届“中华宝钢环境奖”，以及第七届“母亲河奖”绿色卫士等多项荣誉。
2006年，“火沙坨子”终于变成一片青青草原，植被覆盖率达95%，野生动植物达300余种。草原不但阻止了流沙向东移动，而且为这里带来了充沛的降水，村民的年均收入高出其他地区30%。除此之外还发展起有机种植和养殖，甚至在淘宝网上 还开起了“科尔沁妈妈谷物作坊”网店。“咱们是公益小网店，宝贝的销售收入，将全部用于科尔沁沙地回归草原的生态恢复工作……”网店店主就是万平女儿万晓白。
NGO传承的并非财富而是共情
1998年，“九七达标”时点过后，因看到淮河水污染状况与公开对外宣传反差太大，霍岱珊辞去周口日报社摄影记者、美术编辑，自费进行淮河流域环保摄影考察，披露“十年治污一场梦”和“污染造成癌症村”的事实真相，促进政府决策治理。2001年，霍岱珊发起的“淮河卫士”成为淮河流域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开展对淮河水污染及其排污口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和监督，对受水污染危害严重的区域实施“清洁饮水救助”，对水污染造成的癌症高发村实施“医疗卫生救助”。
父
霍岱珊，淮河卫士创始人、会长，先后获得“中国环境好新闻一等奖”、“中国十大民间环保优秀人物奖”、“中国十大慈善人物优秀奖”、“改革开放30年贡献人物奖”、以及中国政府环保最高奖“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和具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赛赛奖”。
霍岱珊的儿子霍雅伦也是从小跟着父亲，做了几年的核心志愿者，大学毕业后到南方从事工艺品设计的白领。看到父亲的坚持和呼吁，小网站经常被人黑，帮着做一些网络工作。因为拍摄拿了几个奖，也让雅伦觉得人生的价值。
湖南渔民何大明，祖辈三代在洞庭湖捕鱼为生。经历了洞庭湖无鱼可捕的日子后，他立志要守护洞庭湖的生态环境，开始全职投入环境保护事业。何大明的儿子何东顺，看到了父亲的艰辛，大学毕业后，他决定回到洞庭湖，和父亲一起守护洞庭湖的生态环境。这个工作即辛苦又赚不到很多钱，但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留住江豚的微笑。
父
何大明，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会长
NGO传承的研究发现，同家族企业一样，子女接班和家庭关系间双向紧密关联。和家族企业的财富传承不同的是，NGO子女接班往往并没有传承多少财富，而是牺牲与奉献精神，如果缺少共同的价值观，NGO子女接班显然不会发生。访谈案例中，子女往往在机构最困难，作为机构创始人的父母生病住院、债务累累时选择接班，如果没有亲密和谐的家庭关系，没有互相间的爱子和孝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研究者还注意到，被访者多次提到同理心和信任，可能正是NGO子女在现实条件不理想时仍然具有接班意愿的重要因素，因为他们最能理解父母的处境，他们彼此更相信对方才是真正一心能够为自己考虑的。
在个体层面，对NGO子女接班这件事本身的并不全面的认识，以及NGO创始人过于艰辛的创业经历和社会现实，使得被访NGO创始人第一意愿往往并不希望子女接班，这与家族企业传承相比有着重要差异。此外，两代人不同的性格特征、传承意愿、自身背景、社会声誉都会对子女接班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和家族企业传承有很强的类似性。有意思的是，被访案例中子女都是很小就跟着父母参加NGO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甚至直接参与其中的具体组织，并对NGO的成员、其外围社会关系都有所接触，相比于大部分家族企业NGO子女组织涉入大大提前，这种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得其有着不同于外人的对NGO的理解和认同。
合法性成为NGO子女接班的重要困扰
研究发现，NGO对接班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和家族企业的接班人相比，除了需要具备同样强大的领导力之外，NGO对接班人要求的具体技能似乎更加全面，访谈机构所表达的社会活动能力、创意策划能力、宣传倡导能力、传播营销能力、组织执行能力在通常规模性家族企业中，一些对部门负责人的技能要求被转嫁到了机构负责人上，这可能和NGO缺少能够补足领导人短板的人才现实有关。而他们对负责人品质层面的要求则更加苛刻，NGO接班人除了需要和家族企业接班人需要同样的精神面貌外，需要更加高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苛求甚至已经上升成为道德绑架，使他们极度怕社会尤其是同行的质疑，或影响NGO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
从组织外部环境看，具备相应能力的人才缺失是NGO选择子女接班的首要原因。但在是否让子女接班时，被访NGO创始人常常被其本身的合法性所困扰，他们天然的道德洁癖让他们在做决定时害怕被社会质疑而畏畏缩缩，往往需要长达十数年的纠结才最终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最后顿悟接受。这种合法性的差异，是NGO和家族企业子女接班的最显著差异，是决定创始人决定子女接班的关键性因素。研究还发现，被访者互相间的案例借鉴，尤其是万晓白等的成功接班并实现机构良性运营，得到包括部委在内的主流社会和包括央视《新闻联播》等主流媒体的积极认可，对其它机构的决定产生了重要的正向影响。
中国环保NGO创始人是一个有着纯洁追求的理想主义者群体，在现实社会中，他们也是有血有肉、为人父母，他们没有传承给孩子太多的物质财富，但却给孩子播撒下共情的种子。被访NGO最终选择子女接班，是或勇敢、或无奈的尝试，一旦他们认为合法性问题能够解决，NGO人具有的这种勇敢、坚忍、创新、敢于挑战传统的力量是无穷的。
尽管国际上在NGO行业的子承父业故事不多，但已发现的案例和本文被访案例具有很强相似性。NGO领域研究者可以多关注NGO接班问题，并在突破合法性上，为NGO人的创新提供政策和舆论条件，而借助于成熟的家族企业传承的研究，对培养创始人子女接班意愿能力、推动机构变革等进一步研究，也必将造福NGO接班传承和健康发展。
参考资料
1.L. Hui. Leadership success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Vol 29, Issue 3, 2019. 341-361.
2.叶晓彦，北京“绿二代”不愿妈妈独自涉险放弃高薪搞环保事业，北京晚报, 2014-10-23
3.一片深情寄绿洲——访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万晓白，白城日报，2017-11-29
4.CGTN, 洞庭湖守护者, 2019-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