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由于《当代作家》双月刊经营情况不佳，我社申请将其改为《报告文学》月刊。
关掉《当代作家》让我曾颇费踌躇。这份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刊物，曾经培养了很多青年作者。其中发表过方方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风景》，李佩甫的《金屋》，齐岸青的《诱惑》，二月河的历史小说等。但由于刊物不能自负盈亏，我们便想另寻一种活法。
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曾有一份《报告文学》刊物，期发行量一度达到20万份。80年代末，杂志因故停办了，我们在考虑《当代作家》的出路时，便想到了借用这个曾经辉煌过的刊物的影响力，在报告文学出版上做些贡献。
社里经过讨论并报上级批准，1999年10月，我们推出了试刊号。刊物得到了业内的好评，作家纷纷来信表示嘉许，并寄来了自己的力作。刊物正式出刊后一年，适逢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评选，《报告文学》刊登的《生死一线》《西部的倾诉》两篇作品获了奖。本届鲁迅文学奖两届合为一届评，竞争激烈。报告文学类只评了五篇，结果我社刊物就占了两篇，这在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中并不多见。
但是，真正办好一份杂志，还是有难度的。特别是直面社会生活的报告文学，往往会引起争议。
后来，为了扩大《报告文学》的影响力，我们决定将杂志搬到北京办。同时，将月刊改成半月刊。
到北京办《报告文学》主要是因为在神农架笔会上与张胜友、李炳银达成的共识。张胜友不仅是作家出版社的社长，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他还是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创作的《沙漠风暴》《力挽狂澜》等屡获大奖。李炳银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工作时，我们与该部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年度选本”中他负责报告文学部分。考虑到北京的区位优势与作者资源，我们与他俩一拍即合。于是，李炳银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到《报告文学》任主编。
北京《报告文学》的办公地址选在雍和宫旁，150余平方米的大房子，大落地窗，正对着香火旺盛的雍和宫。
这一来，北京的《报告文学》上半月刊与武汉的《报告文学》下半月刊遥相呼应，颇有些气势。但热闹归热闹，报告文学这种体裁介于文学与纪实之间，由于媒体的发达，很多新闻性事件已无新闻可言，更别说再写成报告文学了。所以报告文学除了写史志性的宏大题材，很多文章往往成了表扬稿。这让刊物陷于两难之间，如果不登表扬稿刊物无法生存，登了表扬稿刊物又没有了读者。再加上出版社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像长江文艺出版社这样完全靠市场的出版社赔钱去办一个短期内无法赢利的刊物，各方压力很大。就这样，刊物坚持办了三年，好稿登了不少，经济上却仍是亏损。
有一次主编大约感到压力很大，口头提出要辞职，我们派到北京的同志向本部汇报后，认为如果主编本人有这个要求，我们干脆同意他辞职算了。考虑到刊物还要在北京办，加之希望能在全国范围内找到合适的经营人才，我们就在《中华读书报》上刊发了“招聘启事”。
在没有与现任主编协商好的情况下就刊发的“招聘启事”，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中国青年报》刊发了指责我们的“读者来信”，新华社写了批评我们的“情况反映”。
从今天来看，刊物经济效益不好，也不全是李炳银先生的责任。时势如此，报告文学边缘化已势在难免，后来他人又创办的《中国报告文学》，依然是中途夭折。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报告文学这类纪实类的刊物，显然失去了话语优势。
李炳银把刊物当成安身立命之处，我们在刊登“招聘启事”前，应当与他充分沟通好。为了这件事闹得双方都不愉快，实是我办事欠周全。
后来，社里委派吴双同志做执行主编，并聘请了一位业余作者负责经营。这人在湖北和南方都工作过，听他阐述自己的办刊思路，雄心勃勃，让我听得心潮澎湃。他带去了五六个乡党，经营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可我卸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不久，听说此人带着收来的款项，不告而辞。接任的社长看《报告文学》又赔钱又惹麻烦，干脆将刊物交给了集团下属的报刊子集团。他们将其改成了报纸版的刊物，叫《新纪实》。
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却也发表了不少好的作品。办了7年的《报告文学》就此落下帷幕。
·出版人手记· 文/周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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