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考古学研究区域文化，影响较大的是由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这一理论将中国先秦时期人口密集地区分为六大区系，强调各区发展水平相近，相互影响，又以四周向中原汇聚为主导方向。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接轨两大课题，前者视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传统礼制起源及其传承为文明起源的主要标志和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根本原因，后者则在将中国古文化归纳为东西格局的前提下，分别与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各自的个性及共性进行比较，进而得出“人类文明一元性”的预言。
关键词：考古学/区域类型理论/发展
作者简介：郭大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研究方向：考古与历史、红山文化；辽宁，沈阳，110084。
从考古学研究区域文化，影响较大的是由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这一理论初见于1975年-1976年苏先生先后为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讲课①和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考古规划会议上的发言②，1981年正式发表于《中国史学史》③和《文物》④。此前的酝酿过程始于1951年在陕西西安附近作考古调查时提出的不同于河南安阳后冈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三叠层的“文化一”(陕西仰韶文化)、“文化二”(相当于龙山文化)和“文化三”(先周和周文化)⑤，继而是1965年发表于《考古学报》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⑥一文及文中提出的中原、东南和江汉三个大区的划分。上溯则有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的“东西二元说”(梁思永)⑦、历史学的“夷夏东西说”(傅斯年)⑧和“三部族说”(蒙文通)⑨，特别是“三集团说”(徐旭生)⑩的影响(11)。
多年学科的发展表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对考古界来说，首先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由于这一理论是从几十年考古实践过程中归纳出来的，又适应了近年我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由中原地区迅速向全国各地铺开的新形势和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所以它一提出，立即被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迅速用于指导工作实际。在运用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大家还体会到，这一理论并不形成固定的定义和模式，各地区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理解，观点可不尽相同，却共同为这一理论添砖加瓦。正因为它具有实践性和兼容性这两大特点，所以它本身也在不断得到充实发展。目前，这一理论早已超出提出时的内容，却正以它越来越强的生命力继续指导着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向深层次发展(12)。这里，根据苏秉琦先生晚年的有关思考和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域划分
1981年这一理论正式发表时，将古代中国以先秦时期为主的人口密集地区，分为六个大区：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以上考古文化区域的划分，并非简单的分区，而是突出阐述了以下几点：
一是这六大区系的诸考古学文化各有渊源，区域文化特征和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则大致同步。就新石器时代来说，工作基础较好的中原地区最早建立起从距今五六千年间到四五千年间的年代序列，这就是仰韶文化(又可分作早、中、晚期)与龙山文化(又可分为早、晚期)。此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考古学的发展，在中原以外各区域的新石器时代也大都可以划分为相应的两大阶段和每大阶段的诸小阶段：首先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在东方发现了年代早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晚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岳石文化，遂建立起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到山东龙山文化再到岳石文化的年代和文化发展序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北方地区东部的辽西地区建立起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早期)—红山文化(晚期)—小河沿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的文化序列；东南沿海的江浙地区和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也分别建立起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年代和文化发展序列。由于各区域诸考古文化的发展阶段大体相应，又以中原为代表通称为“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13)。新的进展是各区域早于仰韶时代诸文化的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明确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前仰韶文化(有以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下层命名的大地湾一期文化和以裴李岗遗址命名的裴李岗文化)，其他地区也有阶段相应的较早文化的发现和定名，如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查海文化(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和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命名)；山东地区的后李文化(以淄博后李遗址命名)，东南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以浙江宁波河姆渡命名)，跨湖桥文化(以杭州萧山区跨湖桥遗址命名)和江汉地区的城背溪文化(以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命名)、湖南的高庙文化(以洪江高庙遗址命名)等，特别是更早的、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连续发现，先是在华北地区的河北省徐水南庄头和北京门头沟东胡林等遗址发现万年前后的石、骨、陶器和用火痕迹等，河南新密李家沟在裴李岗文化层之下发现万年前遗存。在此前后，中原地区周边长江中游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都发现了上万年的陶器和打制石器、骨、蚌制品，玉蟾岩遗址还发现了具人工栽培特征的稻谷遗存，浙江浦江县年代近万年的上山遗址下层并有陶胎夹稻壳陶器、磨制石器等新资料发现，就是接近人口密集地带的边缘，也发现了包括从万年到距今五千年前后人类连续活动地层的遗址，如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新近东北地区的吉林省白城双塔和大安后套木嘎也有近万年甚至上万年遗存及以后新石器时代各阶段遗存的发现。这样，以上划分的六个大区，从近万年到距今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可分为早、中、晚期和末期四个相应的发展阶段。
二是各区域诸文化非孤立发展，而是区间关系密切，影响也是相互的，而且文化交流的主导方向是由四周向中原汇聚，而非由中原向四周放射。如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曾向四周传播，但到了仰韶文化晚期，首先在靠近东方的河南中东部地区出现了东方文化影响逐步增加进而替代仰韶文化原有因素的现象，到了龙山时期，作为龙山文化超中心聚落的山西陶寺城址和墓地，已是既有北方文化因素又有东南文化因素的“综合体”性质：
“距今四五千年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人们使用大石磬与鳄鱼皮鼓随葬，反映社会发展到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他们使用的具有明显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斝，到真正鬲出现前的完整序列，源于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源于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种“
”形石推刀，反映他们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14)“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陶寺文化。”(15)这一从西北和东南向晋南汇聚的文化交流主导方向，被苏秉琦先生形容为“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16)并设想了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的这一文化交流路线的走向：
“庙底沟类型的以玫瑰花纹样为代表的一支文化群体沿黄河、汾河上溯，在晋中，冀北至内蒙古河套一带，与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汇合又产生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和组合成新的族群。他们于距今5000年-4000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的(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组合，产生了陶寺文化。”(17)正是这一由四周向中原汇聚、具综合体性质的陶寺文化，为夏商周三代在中原地区的建立、从而“方国时代”的出现打下基础，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
三是特别强调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提出的最终目标是：“为阐明把十亿中国人民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为认识中华，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做出贡献。”(18)为此，在划分六大区开始时就指出，这一“三南三北”的分区及大区内的诸小区的划分，除了以考古资料为主以外，也是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的六大行政区划及200多个专区一级的历史渊源。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提出后，考古学以独立学科复原历史的目标更加明确，学科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其直接成果是先后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接轨这两个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