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学自其传入始就处于中国化过程之中，从教材到“行动”，基本都打上了“中国”印记，由于中国化本身就在促成中国式话语与话语体系，正如乡村建设运动和社区研究活动就将科研与实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化的社会学。尽管自社会学重建以来，就已一如既往地发展了中国的话语与话语体系，但今天社会学在中国化过程中，更需要国际化，需要走出去，需要与世界分享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这就需要建构中国社会学的话语权。
关键词：社会学的中国化/话语体系/话语权
作者简介：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 100732
一、社会学的中国化与话语再生产
话语与话语体系本身既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质，也具有学术研究的学派区分性质。每一门学科或每一个学派对新学科的引介与推广或者创新，都不可避免地会走上本土化道路，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在中国的话语建设与西方学术霸权的扩张之矛盾中进行的。即使在西方，比如帕森斯翻译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①一书，也具有很强的把德国版美国化的意识。正因为这样，世界韦伯研究界才有德国的韦伯、美国的韦伯和英国的韦伯，当然，也应该有中国的韦伯。
社会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其发展的道路也基本如此，对社会学的中国化过程，从其进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就是文言版的斯宾塞式的《社会学研究》②。严复的翻译是意译，是夹叙夹议，是对学科本身原理的理解，而不一定完全逐字逐句对照文本寻找中文的对应词。严复执掌北京大学时，也屡屡告诫大家要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就是早期教会大学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教学，也很快就从“洋人”讲授“洋教材”阶段过渡到“国人”讲授“中国版教材”阶段。费孝通在回忆吴文藻的时候，说吴自回国执教始，虽然使用的是洋教材，但却努力编写汉文教材，培养本土社会学传人、研究本土社会学问题。在燕京大学，到1926年许仕廉接替伯吉斯担任系主任后，绝大多数授课老师已经变为中国人。费孝通在回忆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的时候，还说派克1933年讲学时，就力主学生需走出课堂，进入田野，开展社区调查，倡导社会学的中国化，并说自己那时才了解了北京天桥的贫民窟和八大胡同的红灯区。在民国社会学家中，孙本文应该是佼佼者，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美国传媒中的中国》，学习的是西方的社会学，研究的是与中国相关的社会问题。他编写的一系列教材，虽不可避免会译介很多西方奠基者的研究内容，但讲解的细节，却大多取材于中国的典籍，比如在其《社会心理学》中，在谈到“正义感”时，就结合孔子、孟子、王阳明、朱熹等观点逐步深化分析③。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他就提出了文化立国的主张，很有些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应该说，在像吴文藻和孙本文这一代学人的努力后，社会学作为舶来品，已经逐渐完成了从西方移植到模仿西方的过程，从而开始将中国的故事写入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中。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学派，虽然分属不同取路，但都努力将社会学基本理论应用于社会的实际改造。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他提出要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教育的方式，实施文艺教育以治愚，实施生计教育以治穷，实施卫生教育以治弱，实施公民教育以治私，希望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梁漱溟不仅写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而且还在山东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推行乡村建设实验，建设乡村学校，推行社会改良，组织群众自卫④。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推行的乡村建设，就以市场为取向、以经济为中心、以现代化为目标，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尝试。这些做法，时至今日，也富有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