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除了加快经济、政治领域的转型,还要从文化方面着手,推动文化治理体系的建立和文化治理能力的提升,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有效应对来自外部的文化威胁以及内部的文化矛盾。一、全球化多元文化的“文化争端”与“文化冲突”。二、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矛盾与社会成员的文化需求“认清与解决新时代文化领域涌现的新矛盾,是为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战略蓝图必须要走的艰难路径。”[7]在当今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展开以及国内对外开放格局的不断拓展,中国社会发展面临多重的文化矛盾,包括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矛盾、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矛盾。
关键词：文化治理/全球化/社会治理/现代化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邓纯东,男,湖南临澧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博士后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计划”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研究》主编,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北京 100732
原发信息:《湖湘论坛》(长沙)2018年第20186期 第13-22页
内容提要:在当今时代,伴随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争锋、融通越发频繁,其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已经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除了加快经济、政治领域的转型,还要从文化方面着手,推动文化治理体系的建立和文化治理能力的提升,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有效应对来自外部的文化威胁以及内部的文化矛盾。
关 键 词:文化治理/全球化/社会治理/现代化
标题注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升研究”(项目编号:18VSJ009)。
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上的全球化、政治上的多极化趋势愈演愈烈,与之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呈现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的发展状态。多元文化在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过程中,同样存在水火不容、分庭抗礼的现象,给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潜在威胁。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由此可见,文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推动其走向现代化,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全球化多元文化的“文化争端”与“文化冲突”
文化的交流总是伴随着争端和冲突,正是在文化的争端和冲突之中,不同样态的文化得以取长补短、实现融合。自文明产生以来,虽然也有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消解的现象,但其规模和范围都是有限的,直到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多元文化的“文化争端”与“文化冲突”才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带动文化全球化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强烈刺激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随后,近代革命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又推动市场向全球的进军。直到20世纪80年代,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凭借现代高科技所提供的通信技术与交往手段,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配置资源,全球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浪潮。全球化是各民族国家之间建立在金融和生产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质化过程,给人类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带来深刻的变化,但影响并非都是有利的,“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2]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即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向全球渗透和蔓延的过程。由于生产、金融、投资经营、信息网络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凸显,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必然带动辐射国家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改变,各国文化摆脱地域的限制,实现全球化。
首先,资本的世界性流动导致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马克思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276由于生产、金融、投资的全球化,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使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驶入了市场经济的单行道。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现象,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次,跨国人际交流的空前频繁带动了各民族文化的全球互动。在全球化态势下,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领域的跨国交流和人员流动极为频繁,如各国首脑和官员的会晤、企业管理者和科技人才的交流、留学生的引进、劳动力的输入输出、专家学者和医疗卫生人士的访谈、体育运动员的竞技、各种形式的对外援助活动以及民间的跨国观光旅游等。在这种情况之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276作为各个民族文化活动的物质载体,每个人都是该民族文化活动的缩影,因此,人员流动成为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跨国性的人口迁移和流动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处在一起,必然带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全球互动。最后,信息的全球化流动促进了各种文化面对面地直接“遭遇”。
计算机问世之后,信息技术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信息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人们享受着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丰硕成果。为了使社会不断迈向现代化、信息化,克林顿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且这个方案引起其他国家效仿。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世界上的每个角落、每个领域,计算机、互联网和光缆、卫星等现代通信手段结合起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网络社会。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界限,克服了传统人际交往的相对独立性,把社会各部门、各行业以及各民族、各地区连成一个整体,创造出一个“虚拟社会”。互联网的发展非常迅速,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和科研、教育、传媒等领域的重要手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掀起一场数字化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框架。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高效性、便捷性和交互性,使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发生直接“遭遇”和碰撞,相互交织、相互激荡。
(二)多元文化存在着争端和冲突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由于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文化的交流已经成为可能并日益深入,与经济领域的发展样态相似,文化也在全世界流动、共享。文化全球化是指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超出国家、地区、民族的边界进行交流、碰撞和融合,最后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基础上,形成一种超越社会制度、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认同的一体化状态。也就是说,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包含且并不排斥异质化的同质化过程,是一个包含且并不排斥本土化的全球化过程。毫无疑问,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各文化体系相互开放、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它把人们置身于多元化的文化景观中,使人们在相互比较中重新审视本土文化的价值旨趣,通过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合理之处不断丰富、提升自己,使世界文化呈现各美其美的发展样态。然而,与经济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不同,全球文化的同质化过程却举步维艰。“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牵引出全球化的同质文化,反而对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紧张关系有所激发。”[4]由于各个民族在话语习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经常不可避免地伴有争端和冲突。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5]
但是,不同文化之所以发生不可调和的争端、冲突,并非因为它们之间正常的交流机制和活动,而是因为西方国家凭借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有利条件,意图控制和打压外来的弱势文化。由于西方在经济、政治、教育和科技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它在文化上也处于强势地位,具有话语权,成为“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霸权主义”“作为帝国主义普遍进程中的组成部分和结果,文化帝国主义是某些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得以向其他国家系统地推展其经济、政治与文化控制的方式。……在这种运行方式下,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遭到外国文化,常常是西方文化的控制、不同程度的侵犯、取代的挑战。”[6]近年来,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向落后国家大量灌输自己的文化产品,使这些国家的社会成员出现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显然,西方的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渗透入侵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非西方弱势文化的顽强抵抗,从而引发剧烈的争端和冲突。由此不难看出,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争端和冲突实质上是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是美国化的冲击。在当前多元文化的争端与冲突之中,不仅发展中国家受到美国文化的强势入侵,就连美国的盟国也难以独善其身。据报载,近年来文化产业在世界经贸中的比重激增,美国凭借其优势,特别是在多媒体、互联网络、卫星电视等方面的强大势力,以贸易自由化为借口,积极打入他国文化市场,既渗透文化又获取实利。美国的近邻加拿大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其95%的电影、93%的电视剧、75%的英语电视节目和80%的书刊市场主要是为美国文化产品所控制。加拿大政府对此深为忧虑:如果听任美国文化大举入侵,加拿大文化就有被美国文化湮没的危险。对此,加拿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本国文化的举措。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法国,法国电影界人士曾经大力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电影业,阻止美国好莱坞的大肆入侵。
二、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矛盾与社会成员的文化需求
“认清与解决新时代文化领域涌现的新矛盾,是为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战略蓝图必须要走的艰难路径。”[7]在当今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展开以及国内对外开放格局的不断拓展,中国社会发展面临多重的文化矛盾,包括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矛盾、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矛盾。基于这些文化矛盾,先进文化成为社会成员普遍的文化需求。
(一)中国社会发展面临多重的文化矛盾
1.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矛盾。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结晶,文化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既没有完全超越民族性质上的世界文化,也没有完全游离世界文化之外的民族文化。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表明,任何文化都是双重的,是差异与相通的统一。一方面,由于各民族文化都根植于不同的土壤之中,语言系统、概念术语、话语方式和主体感受、价值取向、人生追求等的不同使得它们在内容、形式上具有本质区别,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必然会产生碰撞、矛盾、冲突。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又具有世界意义,使得它们在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强势文化借助信息的扩散性和渗透性,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和速度打破任何民族壁垒,同样引发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两者之间的对抗。就这种文化矛盾,对于劣势国家和民族来说,它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民族文化危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之中,外来文化通过多种渠道遍布到世界各个角落,不仅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也使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而来的政治制度发生震荡。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外来思想观念的扩张,使得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面临崩溃的危机。
2.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东方文化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而西方文化主要是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由于地理疆域的阻隔,遵循各自的内在逻辑而不断演进,两者之间虽然也有交往和互动,但是从总体上说并不具有经常性、稳定性、持续性,所以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两种文明模式。然而近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展开,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地域界限逐渐打破,借助经济全球化的交往平台,两种文化实现了深度接触、亲密交流,原有的和平状态也被紧张状态所代替,碰撞与冲突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错综复杂、与时俱变的。从文化交流的角色来说,东方文化有时以输出为主,有时以接受为主;从文化关系的性质来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一面是相互抵触、彼此对立的关系,一面是相互吸收、共同丰富的关系。长期以来,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借助器物、制度、思想传播到全球各地,极大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而从资本主义崛起之后,世界文明进入全球化时代,西方现代文化长驱直入、所向披靡,东方文化却因固守田园牧歌而日趋衰落,文化的接受状态取代文化的输出状态。
3.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推动资本和市场的无限扩张,在对民族经济起着破坏作用的同时,也使民族文化发展的地域限制受到空前冲击,在此过程中,文化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整合。由于市场体制、规范与其相适的价值观念日益结合;成为人们调节经济运行的基本手段,文化产业迅速崛起,文化逐渐沦为商品,走向市场化、商品化、产业化之路。文化的市场化、商品化、产业化,既对文化的长远发展不利,同时也益于促进文化的繁荣创新。大众文化现已成为强大的文化力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前所未有的文化潮流,文化的娱乐功能、消费功能、休闲功能被过分强化,而它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则被推到了次要地位。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然贯穿着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强调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同强调市场导向、感性娱乐的大众文化并存,使得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市场化作为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已经成为国家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必须弘扬主旋律,绝不能因为市场化的消极影响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混乱。
4.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矛盾。科学文化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知识、科学思维、科学精神,与之相对的便是人文文化。不管在哪个国家,文化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拥有“第一生产力”之称的科学技术所代表的文化是基础性的文化。科学文化应当与人文文化相互融合,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两者的分裂和异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实现突飞猛进的同时,人文文化的发展陷入尴尬境地,同科技文化发生对抗、冲突,并且这种对抗、冲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愈演愈烈。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是在“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尤其是在西方已经走出现代化并开始向后现代过渡的环境下起步的,这种历史错位所导致的失衡与混乱就是无法扬弃西方工业文明乃至后工业文明的一切弊端而去享受它的优秀成果,直接进入工业文明。这些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西方工业国家的这种“现代病”,表现为:科学文化的发展与应用虽然促进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也带来了诸如工具异化、生态失衡等负面效应,“放弃对人的个性和自我本真的掌控,缺乏对人的现实映射和意义世界的终极关怀,使人逐渐沦落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简单工具”,[8]造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尖锐矛盾。
(二)先进文化符合社会成员的文化需求
“先进文化”的概念,是江泽民在2001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提出来的。“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9]所谓先进文化,就是与各个民族所呈现的生存状态相互契合、同步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切身需要,体现各个时代鲜明特色的那些文化。先进文化发展成熟后,就会成为推动这个社会不断前行的巨大潜力,通过它所传递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对人们进行全面培养,规范其言行举止,从而在社会上保持共识和增进认同。从本质上讲,先进文化揭示的不是现实社会“是什么”,而是“应如何”的价值观念,因此,它必将引导现实社会向何处发展。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每种社会形态在诞生之前,事实上已有支撑它的先进文化规定了方向。由价值观念支撑起来的先进文化,不仅对建立社会制度具有价值指引,也为制定道德规范提供价值标杆。新社会的建立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将藏于先进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
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先进文化是能够顺应社会未来发展趋势,为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思想上、精神上鼓舞作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揭示出人类社会从低级迈向高级,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由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条件状况所决定,当代中国的文化样态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有着本质区别。同时,它与社会主义中级、高级阶段的文化尤其是与共产主义文化相比,在理想信仰、价值原则、伦理道德要求的实现程度、层次、范围上又有较大差别。它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政治状况及要求,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符合当今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有利于推动改革开放,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使人的全面发展理想得到最终实现,有利于推进现代化建设,促进社会不断进步。因此,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特质内涵可以概括为:它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文化;是彰显人民集体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文化;是弘扬科学精神与倡导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文化;是适应市场经济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文化。
当前,中国的建设事业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先进文化得到广泛传播,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文化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仅是其根本性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党保持先进性的文化根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它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把引导人们认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认同变革完善这些制度的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统一起来,把对外来文化的高度警惕与合理借鉴统一起来。进入新时代,在加快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使得文化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党的手中,是党正在面临的巨大难题。
三、文化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
文化有其政治的维面,同样,政治也有文化的维面。文化作为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社会治理作用逐渐广为人知。
(一)文化治理的内涵及演进
文化治理是治理理论在文化领域中的延伸和应用。关于“治理”的内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著作,是对古希腊城邦公共事务治理经验的反思与表达。根据“治理”的概念,针对文化领域的行为,引申出“文化治理”。所谓文化治理,不仅涉及社会治理的文化向度,还影射它的综合性特征,是指统治者在其权力运作的相关场域,通过各种观念意识的表达和实施,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对政治生活参与主体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借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最终实现整个社会有序运转的一种治理机制。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掌权者分配整个社会文化资源的一种策略,文化治理本身就具有工具属性。“文化既不是治理的目标,毫无疑问,也不是它欲颠覆的对立面;毋宁说,文化是治理的工具。”[10]文化治理就是国家在文化生活领域进行社会管理的途径选择,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管理相比,它具有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高效的特征。首先,统治性文化治理是国家吞没社会、社会隐于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呈现国家话语的文化政策两者之间的连接纽带,是文化治理的初始阶段。在统治性文化治理中,文化成为政治的延伸,“绝对国家”通过对文化行为进行有效规范,实现其在文化领域的统治权,可以称之为“文化统治”。其次,弥散性文化治理是市场化倾向的社会结构和呈现市场话语的文化政策两者结合的产物,是文化治理发展最为快速的阶段。文化不再被简单当作政治统治的凭借,其经济潜能得到挖掘。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得市场化、经济化成为社会发展趋势,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步上升,并且与经济结合起来成为文化产业,实现了“文化生产的资本化”。最后,合作性文化治理是具有公民社会特征的社会结构和呈现公民话语特征的文化政策两者结合的产物,是文化治理的发展方向。政治生活的发展和公共领域的扩大,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两者由对立走向合作。与此同时,文化政策的主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各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呈现出公共话语特征。
(二)文化治理是社会结构和文化政策的中介
社会结构在文化治理的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关于文化治理与社会结构的研究,开始是同文化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相重合的,而到了近代,众多学者将它们分离开来进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就是涂尔干。在涂尔干的研究中,文化的象征意义被发掘,无论是在宗教研究还是在社会类型的研究中,文化与社会结构发生了联系,它们之间不是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而是解释社会结构与象征秩序的关系。在文化治理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中,文化治理既是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是政治系统的有机成分,而社会结构则扮演着提供社会环境的角色。社会结构的本质就是,国家与社会将对总体资源进行合理分配,而资源分配直接关系社会的运行模式和治理模式。社会结构通过调整国家与社会两者间的相互关系,改变着它们对于文化治理结构的作用强弱,进而规范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使得文化治理结构中的治理主体、权力关系和治理效应发生着复杂变化,也就实现了“统治性文化治理”向“弥散性文化治理”“合作性文化治理”的历史变迁。文化政策是文化治理结构在特定时期的外化,通过政策话语的变化表征文化治理结构的变迁。作为国家总体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政策是与整个国家的政策相吻合的。文化政策的话语是指某个阶段,文化政策关注哪些领域、哪些群体,又希望这些群体表现何种状态。在统治性文化治理中,文化政策的话语主要表现为“国家话语”。国家是文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文化政策更多体现为国家发布命令,其他机构按照要求执行的权力关系。在弥散性文化治理中,文化政策的话语主要表现为“市场话语”。市场化和资本化成为这个阶段文化政策关注的焦点之一,文化的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但是文化政策的统治意味并未消除。在合作性文化治理中,文化政策的话语主要表现为“公民话语”。文化政策不仅要实现国家的文化统治,还要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促进整个人类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文化治理受制于社会结构,而在社会结构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成为影响文化治理的直接因素。文化治理的治理主体、文化治理的权力关系、文化治理的治理效益三个方面的不同表现,可以为我们界定不同阶段的文化治理结构,不同的文化治理结构又外化为不同的文化政策话语,于是,“社会结构——文化治理——文化政策”之间的关系跃然纸上。
四、文化领导权与当代中国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
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巩固政治统治、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是从天而降的,必须要通过加强文化治理,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党的文化领导权来自文化治理
“文化领导权”理论最先是由葛兰西提出来的。他认为,“领导权概念实质上表明的是一种思想的社会关系,即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世界观、道德观等思想理论主张,在社会的精神领域中占支配地位而体现出的一种精神力量”。[11]文化领导权,从本质上说,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运用能够体现其意志和利益的思想文化行使国家权力,它不是通过强制手段获取和巩固政权,而是发挥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以及道德规范的指导作用。文化领导权的获得,要在社会上开展宣传教育、说服引导工作,争取得到广大民众对于阶级文化的真心认同和自愿服从。由此可见,作为无产阶级的一种革命战略,文化领导权理论与以往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存在根本区别,其核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若想掌握整个国家政权,先实现其对国家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了思想文化或者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不管是在东方国家,还是在西方国家,不管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文化领导权问题都是执政党非常关心、努力建设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变,不仅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跃居世界第二位,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取得明显成效,而且文化建设也得以推进,成为国家之间对抗、竞争的关键。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执政党必然更加重视文化领导权。这既是推动思想文化进步的需要,也是实现国家整体发展的需要。只有把文化领导权抓在手中,各国执政党才能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掌握话语权,领导广大人民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应对来自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侵蚀、思想渗透。中国共产党重视和加快文化领导权建设,不仅能巩固其在政治上的领导权和主导权、提升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维护文化领域安全甚至国家整体安全,还能筑牢党的群众基础,集中各方力量和智慧投入到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因此,在努力规避风险、主动迎接挑战、推动社会发展、维护人民利益等各项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之中,文化领导权是我国执政党必须首先考虑清楚的问题,也是我们在新的时代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掌握文化领导权,必须对中国文化加强治理,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的文化治理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共同投身中国文化的建设工作,推动其不断走向创新、繁荣、发展之路。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12]由此可见,文化治理体系的建立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文化治理是通过熏陶、引导的方式,多元并举、协同共治的实践,最终实现价值整合和文化认同,是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切入的根本性治理。当前,加快实现中国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要着眼于国家民族发展大局,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用中国精神凝魂聚气,在全社会树立和培育共同理想,努力通过文化产品不断增强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从根本上引导人民聚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之下。这不仅需要构建文化治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还需要文化治理的主体不断增强运用法律制度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良性运转的能力。推进中国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立竿见影,因此要主次明确、有所侧重,找准突破点或着力点。
(二)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构建思路
1.改革文化体制机制,实现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作为社会治理的内在构成要素,文化治理表明政府的文化职能已从传统管理转变为现代治理,这不仅能够增强我国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我国在文化上的竞争实力,同时,建立有效的文化治理体系和掌握高超的文化治理能力,也是国家治理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实现中国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就是科学界定政府角色,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文化治理有别于文化管理,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通过寻求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增生范式,实现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多样性发展。因此,政府必须立即转变过去的管理职能,加快推进简政放权,在文化资源的配置中管住该管的、放开该放的,切实担负起它对文化发展的协调、平衡、监管和评估责任。政府要加强文化体制机制顶层设计,注意预防并及时化解文化矛盾,把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实现“由办文化到管文化,由微观到宏观,由面向文化部门到面向整个社会和公民”等“三个转变”,支持、鼓励和引导各种文化主体的自我成长、社会参与,形成民主平等交流的文化氛围,使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得到切实满足。
2.完善文化政策和法规,提高文化治理法治化水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13]推动政府文化职能的转变,即由文化管理转变为文化治理,使现代文化市场良性运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章可循、减少失误,必须建立科学完备的文化法律法规。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都制定了大量具体性文化法规和政策,但是从整体情况来看,文化法制建设仍然存在欠缺之处。比如,针对文化领域制定的法律法规缺少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常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只能依靠政府的临时干预和主观判断,缺乏科学性、民主性;在文化法制建设的实践中,将其基本点放在文化行政管理上,加强对文化领域的管控力度,忽视文化发展的内涵和价值。实现具有人治、行政色彩的文化管理向法治、服务特征鲜明的文化治理转变,必须建立系统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这就要求,在文化产业振兴等方面建立科学的法律法规,加强地方文化立法,提高文化治理法治化水平。
3.鼓励文化内容创新,满足多层次多样性需求。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具有差异性,即在内容、风格、形式、体裁上的多样性。随着经济体制的变更、社会结构的升级以及国际交往的加深,文化获得了较之以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多元化也日益显现。我国在传播主流文化的过程中,也滋生了非主流文化。文化治理必须正确处理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用主流文化引导多元的文化思想和文化样态,防止泥沙俱下。但是在当前中国,文化领域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主流文化的引导作用还没深入人心,内容乏味、形式单调,多元化又不能做到精品化,这就为各种不良文化乘虚而入提供了机会。因此,政府在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不仅要坚持“二为”方向,还必须回归“双百”方针,在引导主流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增强中华文化阐释力和凝聚力的同时,注意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坚持改革创新,满足我国人民多样的文化需求。
4.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推动文化服务均衡性发展。当前,我国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状况并不均衡,无论城乡、区域还是阶层之间都出现了明显的“文化鸿沟”,特别是城镇居民享受到的文化成果远高于乡村居民;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公共文化建设水平渐次低落。2015年1月,中央印发文件,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革命老区等四大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信息时代,政府文化治理更加具有广泛参与性,作为超越时空束缚的平台,互联网以链接性和多中心为结构特征,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架构。信息时代的这些特征,为推动我国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消除文化发展鸿沟、实现文化成果全面共享提供了新的工具。例如,我国的许多地区人烟稀少,在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文化设施,不仅投入的成本非常巨大,而且服务的范围相当有限。但是,依靠现代先进的网络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优质文化服务引入偏远地区,促进文化资源的交流与共享,从而为偏远地区实现文化跨越式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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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宋惠昌.当代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305.
[12]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2014-0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