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实际上，南海在基层治理上的探索也从未停息。近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局、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首批共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南海“织密三级党建网格”的做法跻身其中。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近年来，“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全国各地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积累的基础上深化，推动“枫桥经验”落地生根，从乡村“枫桥经验”衍生出城镇社区“枫桥经验”、海上“枫桥经验”、网上“枫桥经验”，从社会治安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
本期南海朋友圈聚焦浙江嘉兴市和深圳南山区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以期为南海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浙江 嘉兴
“三治融合”创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浙江省嘉兴市作为“红船精神”的发源地，积淀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红船基因。2013年，借鉴“枫桥经验”，嘉兴在全国率先探索开展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自治，春风化雨；法治，定纷止争；德治，润物无声。2017年，嘉兴首创的“三治融合”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融合”犹如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死结。
坚持群众参与重塑基层法治精神
作为沿海先发地区，嘉兴在各项改革深入推进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法治观念淡薄、社会道德滑坡、基层自治缺少空间等问题显现，传统社会治理机制面临严峻挑战。
“三治融合”由嘉兴下辖的桐乡市高桥镇率先探索实践。高桥镇是沪杭高铁、沪杭高速的“双出口”，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但由于利益诉求不同，发展中也曾遇到不少矛盾纠纷。
在大征迁、大建设、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对待利益分配？传统农民向新社区居民转变过程中，如何摒弃陋习、弘扬文明新风？高桥镇以道德评判团这一载体首先破题。
面对利益诉求的日益多元化，如何正确对待利益分配？传统农民在向社区居民转变过程中，如何弘扬文明新风？高桥镇以道德评判团为载体进行破题。2013年，第一个村级道徳评判团在越丰村成立。
村级道德评判团由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和道德模范代表组成，专门评判村里事情的对错、村民德行的好坏，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规范自己、管理自己。成立当年，道德评判团就参与了“四好家庭”“五有市民”评选全过程。村民都说，这样的评选结果客观公正，让人服气可信，这样的身边典型看得见、够得着、学得了。
社会认可、群众肯定，高桥镇便在所辖村（社区）都建立了道德评判团，随后又建立了百事服务团和法律服务团，为群众提供快捷方便的各类生活和法律服务。
嘉兴市总结推广高桥镇的做法，在村（社区）层面，普遍建立健全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和道德评判团，吸纳乡贤、村民和法律工作者广泛参与基层事务、矛盾化解，基层社会治理呈现出“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新气象。
“三治融合
”遍地开花硕果累累
经过不断实践探索，“三治融合”在嘉兴已经成为组织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机制，成为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新手段，成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途径。
以自治激发民主活力。水乡乌镇是全国闻名的风景区，村民要谋生，市场有需求，全镇办起了几百家家庭小旅馆。但由于条件所限，小旅馆领不到营业证照，多年来，政府一管就死，不管则乱，关关停停，成为当地一大矛盾焦点。推行“三治融合”新做法后，桐乡市“变堵为疏”，组织家庭旅馆经营者成立了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规范，家庭旅馆业从此由乱到治，合法经营、依法纳税蔚然成风。
嘉兴市以此为鉴、乘势而上，大力发展社会自治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动员市民参与社会治理。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期间，全市共有25万平安志愿者活跃在维护社会秩序第一线。
以法治推进现代治理。嘉兴市政府出资购买法律服务，给全市所有村、社区都配备了法律顾问。其主要任务是，每周定时在村、社区坐班，协助制定修订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宣传法治理念，依法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提供法律服务。
与此同时，该市各级行政部门带头强化法治思维，依法决策、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扎紧制度笼子，保证有权必有责、有责讲担当，努力做到履职尽责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为群众做榜样，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以德治引领文明乡风。依托道德评判团和不文明行为曝光台等草根评判方式，以道德评议和社会舆论力量革除陋习，促进村风民风好转；另一方面，通过最美评选、道德模范评选等载体，挖掘群众身边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先进典型，通过典型示范效应，促进形成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
深圳 南山
让新时代“枫桥经验”
落地开花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管理的末端，与每一位居民直接相关。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高新技术企业扎堆、高层次人才集聚的深圳市南山区也不例外。
面对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复杂、群众诉求多样、新矛盾纠纷不断涌现等诸多挑战，南山区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选择南园社区为试点，打造以人民为中心、以党建为引领、以法治为根本、以科技为支撑的社会治理“南园模式”，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力争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南山样本。
完善党建引领社区发展
南园社区位于南山腹地，社区面积仅0.5平方公里，就有房屋966栋，出租屋21185套（间），实有人口29358人，流动人口占91%，是典型的城中村社区。
南园社区党委曾被列为软弱涣散党组织，为此，南园社区加强组织建设，完善社区党委工作职责清单、重大事项决策工作指引等16项制度，并安排1名党工委委员担任社区党委第一书记，社区民警兼任副书记，综合开展整顿工作。
开展党员在社区亮身份，成立600多名党员的两新党组织和500人的党员志愿者服务队，让流动党员找到家，参与社区建设，并通过党员示范岗等形式，让党员志愿者参与社区环境整治、帮扶等民生事务。
开展精品特色社区创建活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成为让居民“愿意走进来、留得下来、还想再来”的群众服务阵地。
此外，党委搭台、群众点菜、政府买单，开展民生微实事13项，建设电动车充电桩、共享单车停靠点等民生项目，增强居民获得感。
提升法治意识共创和谐社区
为有效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南园社区规范基层执法行为，严格执法，敢于碰硬，依法处罚未自主申报出租屋居住信息的业主。
建立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成立婚姻家庭纠纷、物业纠纷、劳动纠纷等6个专业法律服务平台，集中调解矛盾纠纷452宗，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和谐共创建。公安部门联合法院搭建“司法远程确认”平台，提升人民调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建立“律师驻社区”制度，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社区居民对这项制度赞不绝口，“法律顾问常驻之后，我们有问题都能第一时间找到律师，非常方便。”
新增3处大型宣传栏。开展“警察开放日”“平安校园行”“法律知识进社区”、举办法律知识大讲堂等普法活动，营造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氛围。
加强社会公德教育，制定生活垃圾处理、车辆停放、广告张贴等一批“村规民约”，引导居民自觉遵规守法，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培育平安南园促进会、楼栋长联合会等社会组织，楼栋长联合会694名会员，成为党的政策宣传员、邻里矛盾化解员。
创建民事协商会，设立26人的社区专员，搭建“社区茶馆”“阳光议事厅”等平台，组织居民议事、评议社区工作，让民主协商的道路越走越宽。
科技治理带动服务精准化
近年来，南山区公安分局积极践行公安部“公安大数据战略”思路和深圳市公安局“智慧新警务”理念，依托南山（警务）数据中心，建设“智慧南园”。
开展“警务+便民服务”工程，打造集科技应用、便民服务、社区警务、基层党建、综治应急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社区警务室。建设24小时自助服务区，使用“三合一”警务终端机，居民可自助办理户政、出入境、交管业务。
开展“警务+群防群治”工程。建立一支覆盖治安办、专职消防队、物业保安员、快递员等群体的1700多人的群防群治队伍，在矛盾排查化解、风险防范预警、社会救助救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一呼百应”机制和可视化终端，强化对治安力量的指挥调度。近期，社区某居民走失孩子，通过“一呼百应”机制，迅速找到了孩子。
开展“警务+网格”工程。新建540套“门禁+网络”系统，解决了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及重点人员管控问题。建立“视频+人脸”平台。安装150路密集覆盖的高清摄像头和人像识别设备，实现“人过留痕、事过留迹、发案必破”。
如今的南园，社区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加突出，群众法治意识提升，参与社区治理热情高涨，治安、消防、交通、卫生等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社区平安和谐，社区环境越来越好，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强，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生动局面。
评论
社区治理水平也要“上楼”
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痰液、剩饭、潲水及花盆、铁钳、锅铲不时“从天而降”，不仅威胁市民生命安全，还污染生态环境、危害公共秩序，成为城市管理、社区治理一大顽症。各地援引法律、严肃惩戒，加装监控、威慑预防，但有关事件有增无减。
西安某小区近日成立了一支“妈妈防空队”，对相关事件进行拍照录像、留取证据等。据报道，这支“防空队”已形成一定震慑力。这对我们的基层组织和社区工作是一个启示。
社区是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社区人口越来越多，楼房越建越高，社区治理水平也要更上一层楼。党中央高度重视社区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强调，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形成社区治理合力。可以说，改革创新基层治理方式，提高社区治理能力，是根治高空抛物等“城市病”的根本遵循。
妈妈们行动起来了，基层党组织与社区机构都要动起来。城市管理和服务力量要下沉，尽快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基层组织建设上来，转移到社区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工作上来，从基层干起来，从居民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抓起来，建设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相助的社区，对高空抛物等不良行为釜底抽薪。基层党组织要敢担当、有作为，督促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履行职责，依法保护业主合法权益；推进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发挥自治章程、居民公约的积极作用，弘扬公序良俗；充分运用网上社交平台，引导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引导居民崇德向善；把居民维护公共利益的情况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基层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情况纳入绩效评议……总之，要通过法治、德治、自治的有机融合去根治陋习。
“同住一栋楼，相逢不点头。”城镇化快速推进，深刻改变我国城市社会结构。不少人未完全适应城市生活方式，新型集体观念淡薄。某地陋习排行榜中，高空抛物与乱扔垃圾齐名。在街头乱扔垃圾的，跟高空抛物的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不是每个人都住在高层，但是每个人必然会从地面走过。当你从楼下走过时，不妨想想上楼之后该遵循什么样的行为准则。
（综合新华社、法制日报、光明日报）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沈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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