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1949年12月13日，住在成都华西坝的马悦然在日记中写道：“把两百块银元放在一个提包里，埋在花园的粪坑里。”6天后，他又把银元从粪坑中钓上来，并“用了半天工夫，把比罪恶还黑的银元擦洗干净”。
像许多担心战争的成都人一样，马悦然既惶惶不可终日，又不失幽默感。
1950年7月，马悦然离开中国。1956年，他来到北京，担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2年后离去。再次来北京时，已是上世纪80年代，他写道：“真的哭得出眼泪，那时的北京完全不像林语堂先生所描写的城市。”
今年10月17日，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的马悦然溘然长逝，终年95岁。在他身后，贴满了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高本汉的高足、瑞典文学院院士等标签，但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终生评委，且是十八位终身评委中，唯一精通汉语者”。很少有人想过，这一标签背后的深层意味。
方丈带他走入中国文学
1924年6月6日，马悦然生于瑞典延雪平省首府延雪平市，它是瑞典第九大城市。
据马悦然自己说，20岁服完兵役后，他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攻读拉丁文和希腊文，想毕业后当高中教师。1946年春，马悦然读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第五章讲到了老子和庄子的哲学，便去图书馆借《道德经》的英文、德文和法文译本，结果令他惊讶：三种译本差别惊人。
马悦然鼓起勇气，给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打电话，希望拜访他。在拜访中，马悦然问《道德经》哪个译本更准确，高本汉说：“都不行，我自己的译本最可靠，但没有发表，我可以把手稿借给你看。”
一周后，马悦然还手稿时，高本汉问：“你为什么不学中文？”
1946年8月，马悦然搬到斯德哥尔摩，跟高本汉学中文，从《左传》开始。
当时斯德哥尔摩大学没有汉学系，高本汉每周给研究生开两次讲座。1948年，马悦然拿到洛克菲勒奖学金，来中国调查方言。清末时，高本汉曾到中国搜集了33种汉语方言材料，其中南方材料较少，所以建议马悦然去中国的西南山区。
马悦然在四川北部工作2年，在峨眉山下，结识了报国寺方丈果玲。果玲出家前曾在大学教国文，马悦然在寺中住了8个月，果玲每天早饭后授课2小时，除四书五经外，还有《唐诗三百首》、魏晋南北朝诗等。
离开报国寺后，马悦然回到成都华西坝。为保护华西大学安全，马悦然与他后来的岳父陈可行都曾参与巡逻。
马悦然第二次来中国时，与著名作家老舍有交往。
据学者张静河钩沉，1970年前，马悦然仅将5篇中国文学作品译成瑞典语出版，其中包括老舍的短篇小说《普通病房》。1970年后，马悦然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速度“骤然加快”，“到1992年为止，他的全部文学译作就有700种之多”。
写不好汉语诗的汉学家
转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可能与1975年发起的编写《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相关。
据学者张静河介绍，该手册“对入选作品要求很严”，来自欧洲11国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100多学者参与编写，以诗歌卷为例，既收入胡适、闻一多、徐志摩等人作品，也收入杭约赫、兰冰等很少被提及的诗人的作品。
《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整理。这似乎给了马悦然以误导，他常以此视角来判断作品价值。成为诺奖终身评委后，马悦然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他的一些议论也屡屡引起国内学者不满。
学者唐小林曾撰文对马悦然的文学欣赏水平提出质疑，比如：将南北朝民歌中的《子夜歌》误认为是名为子夜的女诗人作品，并称赞她的作品有浓郁的肉感，写得自由爽快；称王老九是“很有天才的诗人”。这位王老九识字不多，是陕西农民，代表作是：“六月荷花满池开，诗人歌手会北海。红旗歌谣满天飞，羞得李白头难抬。”表达了1960年来北京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时的感受。
马悦然用汉语写过俳句，比如：
老和尚埋怨
“一两大烟两块钱！”
怎得到辽西？
再如：
蝌蚪们做梦。
啪嗒地跳入池塘！
听到么，芭蕉？
马悦然似乎认为，只要思想上有突破，就是好作品，中国文学也适合这一规则，这显然是一种误会。
文学史就是误会史
马悦然的误会有积极意义。
首先，传统中国文学过度强调审美，使文本板结成一个个潜规则，既限制了作家的创造力，也阻碍了大众审美水平提高。马悦然则钟情“审丑”，不论是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冷酷、反人道，还是曹乃谦《温家窑风景》中的愚昧、丑陋，都给了马悦然发现的兴奋，这种兴奋来自文学史视角。
马悦然称赞说，曹乃谦作品中对乱伦的揭示，是此前中国文学没有的。但他忽略了，从《金瓶梅》《红楼梦》，到曹禺的《雷雨》，均有相关内容。
文学史视角的价值在于：提醒读者，在貌似优美实则陈词滥调的文笔背后，文学还有更广阔的空间。文学不只是装饰品，也可以是思想方法，揭开美好生活下的暗伤，也是文学的任务之一。
其次，传统中国文学过于内向、封闭，重手艺轻创作。不少学者批评曹乃谦的作品表现力不足，只能满足部分读者猎奇的需要，难称精品。可问题在于：精品的标准是什么？难道精品就是对经典的高仿？
从文学史看，四大名著都曾被认为是猎奇之作，除《红楼梦》外，其他三部在结构上均有“硬伤”，但今天谁能否定它们已属经典呢？
因为误读鲍照，才会有李白；因为误读苏东坡，才会有李清照。文学史就是误会史，正因为一代代作家误解了前人创作，感到不满，才会创造出新的篇章。
马悦然的误会，也是其中之一。
乡巴佬中真有“人道之根”吗
误会不可怕，误会的结果却可怕——马悦然也投入到对乡巴佬的礼赞中。
马悦然曾说：“乃谦的小说，无论主人翁多么贫穷，多么笨拙，他或她还保存着一种中国农民固有的人道之根。苏童的小说《米》是我所看过的最可怕的小说，里面没有一个好人，都是坏的……我真的看了心里很不舒服，就是因为那种恶。”
作为现代都市中的遗民，很容易对“人道之根”过分信赖，因为它是被剥夺的故乡的替代品。
马悦然曾说：“峨眉山的雄伟秀丽、教我欣赏唐诗的报国寺方丈对我的关怀、报国寺里的小和尚们对我的友好、乡下人民极为朴素的生活方式和众多中国友人对我的关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应该说从那时起就与中国产生了感情。”
马悦然希望自己出生在南宋，“如果生在山东，就和辛弃疾是邻居了，可以谈谈词，喝喝酒”。他表示，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诗人，远超李白、杜甫。
马悦然曾翻译过许多辛弃疾的诗，但辛弃疾肯定不会喜欢把“算只因鱼鸟，天然自乐，非关风月，闲处偏多”，翻译成“我多想追随游鱼与飞鸟，去分享大自然的快乐；我不愿放弃清风和明月，悠闲之余不断充实自我”。在汉语中，“天然”不只是“大自然”，汉语中的“风月”也不只是“清风和明月”。
原本多义、模糊的词汇，在马悦然的笔下，被强行变得清晰、单义，所以马悦然无法理解：“乡巴佬”并不是另一种人类，他们和城市人一样多元，如果在城市中找不到“人道之根”，那么在乡村也找不到。貌似提拔乡巴佬的背后，其实是将他们排除在人类之外。
他依然在仰望文学共和国
马悦然发明了“乡巴佬”，并将它视为东方文明的价值所在，而支撑这一误会的，是对文学共和国的想象。
歌德曾预言，世界文学将取代民族文学，因为人性是共同的，必然会有一种文学能将全人类团结起来。其实，这是启蒙哲学的价值超越说屡遭挫败后，不得不寄情于审美超越说，因为审美有超现实的一面，可以挣脱利益对行为的干扰。
歌德寄望于一个高于现实的审美，这是宗教思维的简化版。审美真的是纯精神吗？真的游离于教育、传统、传播之外吗？这种把心与身强行分开的想法，根本不可能成功。
马悦然延续了这一虚构，他试图用乡巴佬来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文学的价值是什么？其二，东方文学能给西方什么？
马悦然曾说：“我翻译沈从文的《边城》时，我很想到作者的故乡去，跟那儿的很朴素，很正直，很爽快的居民在一起过一段日子。”
带着游览人类博物馆的心态，马悦然希望中国文学永远停在乡巴佬，通过展览“人道之根”令他赏心悦目，从而与本土的感受、本土的需要脱钩。于是，中国文学成了OEM（外包订单）：诺贝尔文学奖制定标准，中国作家只需按单生产，至于品牌塑造、市场推广等，由诺奖来负责。
显然，文学共和国是一份不太公平的契约，是假冒伪劣的大同理想。
钱锺书为何出言尖锐
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是钱锺书。
1995年第1期的《传纪文学》中，刊出张建术创作的报告文学《魔镜中的钱锺书》，其中写道：
更早的时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汉学家马悦然上府拜访他，那次，钱锺书一面以礼相待，一面对着大名鼎鼎的马博士，说出一番尖锐的话来。他说：“你跑到这里来神气什么？你不就是仗着我们中国混你这饭碗吗？你懂中国吗？”
马悦然夫人陈文芬认为绝无此事，但学者肖鹰找到了张建术，并依据史料，写出《“钱锺书斥责马悦然”考辨》等文。
众所周知，钱锺书接受采访后，必须看稿才同意发表，此文亦不例外。文章反响极大，可直到钱锺书3年后去世，其间从未提出异议。
肖鹰发现，王元化先生在《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中曾写道：“我和马悦然相识在八十年代初，他是由钱锺书介绍给我的。当时钱先生曾向我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个人是不错的。’当时马悦然还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他当选为院士（同时也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以后，不知为了什么，钱锺书和他的交往逐渐疏远，以至断绝。有一次我听到钱锺书批评他说：‘他的董仲舒也搞不下去了。’”
马悦然曾撰文回忆他与钱锺书的交往：“那是1981年或1982年，当时我是欧洲汉学学会的会长。他见我就说：哦，你到我们这个动物园，看哪些动物了？我们这个（《中国文学手册》）一共4册，小说、短篇小说、戏剧跟戏曲，但我们准备专门做个讨论散文的，我就去问钱锺书。他说，哦，中国有人写散文吗？这我倒没听说过。”
马悦然没注意到，钱锺书回答中的挖苦意味。
他的真诚跨越了文化藩篱
每个人都是自身文化的造物，并以此为基础，对其他文化进行想象。在一个已完成城市化、回归平稳的社会中，马悦然难免会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种很多西方社会缺乏的活力。”
在马悦然看来，东方文化负责优美、质朴、发展，所以与西方不同。正如赛义德所说：东方是西方人发明出来的。作为“他者”的那份惶惑、屈辱与愤怒，很难被发明者体察到。
马悦然曾夸赞钱锺书的小说，如果不是创作量少，也许钱锺书会被提名。
晚年马悦然落入了后现代的圈套中，非常配合媒体对“诺奖八卦”的需求，甚至还有一位年轻的中国作家表示，他贿赂过马悦然。马悦然竟真的写信怒斥此谣言，使他民国式中文的短板暴露出来，为新一轮炒作提供了靶子。
后现代文化正消解一切，包括真诚。马悦然越想诚实面对，便越遭到纠缠。
1988年，在得知沈从文去世的消息后，马悦然试图说服其他评委，打破诺贝尔文学奖不授予已去世作家的传统，把奖给沈从文。被拒绝后，马悦然走在街上，流下了泪水。
不论文学共和国是否成功，不论世界文学能否最终替代民族文学，伟大的理想必须有它的殉道者，他们愿意付出牺牲，愿意忍受误会与挫折，他们自觉地背负着全人类的未来，马悦然正是其中之一。
没有人能完全超越误会，但总有人在持续努力。马悦然因此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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