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积极家庭：一个中国情境下的政策分析框架
中国关于家庭与政策的讨论，较多集中在家庭政策及社会政策领域。一般而言，西方社会的家庭政策是指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以家庭为对象，有意识地支持家庭、加强家庭关系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计划或活动。换句话说，家庭政策是政府针对家庭(或者作为家庭成员身份的个人)进行形塑的政策。主要有两种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从政策实践角度梳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家庭相关政策实践。譬如，总结欧美、东亚等国家的家庭政策历程与经验，挖掘对中国的政策意涵[12](PP20-23)[13](PP20-27,P37)。又或者，回顾中国某个地区、某个阶段的家庭政策演进历程[14](PP136-141)[15](PP1-9)，探讨中国政策发展的思路和方向。这些研究明确提出，在市场化和社会照顾体系缺位的情况下，家庭难以承担传统的照顾功能，国家应该投资家庭，发展“家庭政策”为家庭增加福利支持[16](PP84-96,PP206-207)。第二种研究思路从政策理论角度讨论中国家庭政策的根本性议题。譬如，辨析家庭及家庭政策概念[17](PP101-108)；反思国家与个人、家庭的关系，尤其是政府的责任[18]。这些研究指出，国家在处理与家庭的关系问题上一直采取功利主义的立场，“依据国家治理的需要来界定家庭的公共性和私人性的边界，干预和操作家庭中的个体行为”[19](P53)，却没有为家庭提供足够的福利支持。
这些家庭与政策的研究勾勒出中国家庭与政策关系的基本形貌，也为推进中国家庭政策的理论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其中，“(去)家庭化”与“社会照顾”[20](PP92-111,P206)两个概念的分析框架对本文有很大的启发。根据家庭提供福利的程度，吴小英指出 中国家庭政策从“去家庭化”到“家庭化”的转变过程，呈现出与西方社会家庭政策相反的发展轨迹[21](PP172-178)。岳经纶和张孟见在社会政策的视野下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与家庭关系的阶段特征，同样展示了国家“福利—撤退—再临”以及家庭“隐匿—凸显—风险”的轨迹[22](PP51-63)。韩央迪对目前国家“再临”后的“再家庭化”趋势保持高度谨慎[23](PP21-28)。“社会照顾”的分析框架将儿童、老年人及残疾人的照顾统筹起来设计照顾政策体系。它把宏观政策与微观家庭实践相互勾连，将私人领域的照顾活动推进到公共领域进行辩论。宏观上，围绕着“照顾”劳动，国家构建了一系列文化观念、制度环境和政策手段。相应地，在微观层面，家庭生活开展“照顾”劳动，包括谁提供照顾、谁获得照顾津贴以及权力关系等，以此应对宏观制度环境。
但是，这些研究将讨论局限在以“照顾”为核心的西方家庭政策框架及相关的家庭实践，并较多关注了政策对中国家庭的损害。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低生育、（儿童）贫困及平权运动等因素推动下，西方福利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家庭政策。跨国比较研究发现，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家庭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为家庭的儿童养育提供支持，包括家庭津贴、亲职假、儿童照顾服务、税收优惠等多种政策。一方面，这种分析框架有利于深入讨论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家庭问题，包括婚姻不稳定、低生育、孝道文化、育儿与养老、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性别平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政府关注并出台政策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分析框架不利于完整呈现中国家庭与政策的关系。如果认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市场化、都市化的进程只是造成一系列的家庭问题和家庭危机，那是片面和偏颇的。实际上，改革开放也给个人及家庭带来了机会与发展。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策框架，以突破现有西方家庭政策框架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