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媒体是以数字及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媒介传播方式，移动终端、网络平台为其主要信息接收工具。
关键词：媒介传播;新媒体;艺术追求;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巍，辽宁大学文学院。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与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6BZW030)的阶段性成果。
新媒体是以数字及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媒介传播方式，移动终端、网络平台为其主要信息接收工具，电子期刊、数字广播、微博、微信、手机App等皆可纳入其中。由于新媒体信息传播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个性化与社区化等显著优势，它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舆论的生成方式、传播渠道和接受样态。当代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具有时效性、现场感、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学科，它的研究已经离不开屏幕、浏览、发布、转发这些关键词。新媒体以新锐的运作理念、价值标准干预文学批评活动的全过程，使其具有发言主体的实存(纸质)与虚拟(线上)交汇、批评观念的批判性与建设性并立、批评话语的话题新异性与对批评法则(比如对文学批评思想伦理、人文情感、艺术追求)的坚守共存等特征。新媒体既有利于全息化文学批评格局的形成，也缭乱了批评者的眼光，为当代文学批评在新形势下提出了新课题。
一、研究者关联性思维及图像集成研究思路的生成
在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新媒体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深广、高效、精准的支撑，导致研究者思维形式的改变。新媒体的优势一是在数据数量上的庞大、海量，二是在信息处理速度上的高效，三是在为用户提供服务质量上的功能和用度。面对任何研究课题，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对国际国内现状的掌握、对已有研究资料的分析，以便基于此提出自己的观点、论述，所做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有哪些突破，期待实现哪些目的，研究的意义、价值何在，等等。研究的前期准备阶段，研究者已经适应并习惯了在研究之初向网站、软件求助，尽可能多地获取数据。在对某一批评对象的匡订、信息采集、分析挖掘等方面，新媒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快速与高效率。新媒体终端及其承载内容是以“数据”为基础的，数据既可以是如图书馆或高校的数据库这种有限数据集合，也可以是如微博、微信、社交网络上较难考量的无限数据集合。传统媒体(报纸、期刊)中尽管也蕴含着广博的经验资源，但是这些资源的传递是散在的、零碎的，研究者不易直接获取；传统媒体不具备新媒体所特有的信息检索功能(比如利用主题、关键词、作者等检索条目)，读者主动挖掘知识信息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都比较高。与之相比，手机终端、平板电脑、Kindle等工具不仅蕴含着庞大的信息资源，并且具有智能、高效的检索手段，可以充分地对信息资源进行组织、挖掘、提取并实现资源的个性化，有针对性地合理配置，这样的资料整合在纸质期刊、书籍时代是要花费数天乃至数月才能完成的。新媒体提供的技术手段可将作品原文、研究资料、分析鉴赏等分类下载、建立文档库；亦可通过批注、链接等超文本方式强化阅读体验；还可即写即存，以便研究者建立阅读档案，保存阅读记录。在CNKI搜索引擎，只要留下痕迹，再次登录时服务商便会根据以往的搜索记录为用户推荐相关的一系列资料，数据信息伴随需求不同而变更，从而引领或顺应着查找者的研究偏好而爬梳、厘定某些资料。同时，只要用户登录账号和密码，不论在PC上、无线门户上还是移动客户端上，都可享受一站式阅读体验，所有阅读数据都可在线保存并且同步到其他渠道。当代文学批评是建立在文学事实、话题现象、作家作品基础之上的批评，较之古代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它的对象是在场的、鲜活的、时时更新的，新媒体为当代文学批评的资料整合从工具、技术、方法层面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信度、效度与用度。
新媒体促成了研究者思维从因果性向关联性转变。运用新媒体进行资料整理正在改变人们考察文学的方式方法。麦克卢汉在《乔伊斯、马拉梅和报纸》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媒介对人的能力的影响，“我们经历了许多的革命，深知每一种传播媒介都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突出人的一套潜力，同时又牺牲另一套潜力。每一种表达媒介都深刻地修正人的感知，主要是以一种无意识和难以预料的方式发挥作用”。①不论我们以往的研究是先有论点再充实论据或是反其道而行，研究者总是从浩繁的资料中获取信息，经过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得出结论，正所谓“摆事实，讲道理”。例如，在对“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研究的资料搜集中，我们可以从获奖小说的题材分布入手考察：1978年到1983年获奖的优秀短篇小说中，“伤痕”有多少篇，“反思”有多少篇，“改革”有多少篇以及它们在各年度的分布趋势，可以推断出每届“打头”的获奖作品题材明显突出评委会的倾向，由茅盾、周扬、巴金等23人组成的评委会既有着“全国权威性”，又有着“历史受害者”的身份和意识，这文学评价标准决定着其时文学的基本面貌和走向。由于时间的切近，作品数字很好统计，围绕评奖的“讲话”“评论”“本刊记者”等相关文章也不难查找，加之研究者还原历史情境的推敲，得出结论也就顺理成章。随着新媒体的繁盛，我们的研究思维便从这种由因至果的线性而转变成由点至周的发散辐射型思维。新媒体要求研究者更精练、更迅速地抵达目标，用一个精准的词语代替一段细致的描述。仅以“中国知网”为例，同一研究可以先将搜索主题定位“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也可同时加入其他词汇)进行“高级搜索”，网站即刻将与主题词黏合度从高到低的200篇文章排列出来。资料阅读过程中，研究者未必紧贴着作品、作家、评价这一路线进行，还可将周边观点挖掘出来，比如“当代文学制度”“小说修辞”“性别意识”等等；也会将周边文献爬梳出来，某条文献被下载、被引的次数，某个刊物的影响因子，等等；还有更细化的分类来源，“学科”“机构”“基金”等，丰富多维。关联性思维是对笼罩事物中某种未被关注之处的发展，并因此形成共时性的相互作用的关联体，这种关联是当下共时的而非因果的，是瞬间达成的“蛛网”关系。这种转变带来的益处就是研究的开放性大大提升，网络在无形中将我们的研究视域放大，研究知觉的延伸能力与联通能力也得到不断加强。在键盘上敲出一个词语的时候，终端会呈现出几个、十几个甚或更多的同义的、近义的词语供你选择；在搜索栏里键入一个词，会有成千上万条信息浮现，这样的搜索为研究者提供了多角度多观点的碰撞融合机会，提供了充满进取的创新能量。新媒体将“连接、分享、交互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哲学，用无边无际的点对点的信息之网，使‘互联网+’成为全社会的创新引擎”。②
新媒体将资料整合的单纯文字信息向数据图像信息集成。新媒体使一切资料、现象和事物数字化，文字、图像、位置可以数字化，人的行为也可以数字化，它的资料整合是色彩、线条、图形、二维码等多形态的集成，高低上下立即呈现，一目了然。以往的文献资料多为描述性的，在硕博论文、项目申请书的开篇经常有“国际国内研究现状”这一栏目，多以文字介绍为主。比如对老舍的研究，论文作者既可以从社会——历史分析的角度入手，可以从作家主体精神分析的角度入手，也可以采取计算机的智能计算方法。有学者使用计算机做出统计，“《骆驼祥子》全作近11万字，只用了2400多个汉字，出现频率最高的都是常用字。认识621个字，相当于小学高年级水平的读者就可以通读这部杰出的文学名著”③。这是从对原始文档分析的角度来看新媒体的研究方法，新媒体的研究手段则是在此基础上又跨越了一步。研究者可以在任何一个终端任何一个网页打开《骆驼祥子》的电子文档，直接检索小说中有多少形容词(可以细分化到哪些形容词是ABB式，哪些是AABB式)、动词、语气词或者北京真实地名，整个检索过程不到一分钟即可完成，精准而快速。倘若更进一步引入“百度指数”，我们可以看出《骆驼祥子》的“趋势研究”(有PC趋势和移动趋势之分)“需求图谱”“舆情洞察”“人群画像”(搜索者在各个省的分布)等点状图、色彩图、线状趋势图。以“需求图谱”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出网友对《骆驼祥子》在过去一年内的“需求”是在“内容”上，“赏析”上还是在“读后感”上，及其上升与下降的动态变化，还可以通过“添加对比词”来看相关研究的对比状况。百度指数可以明确标志出：某个关键词在百度的搜索规模是怎样的，一段时间内的曲线图、柱状图以及相关的兴奋度变化，关注这些词的网民是什么样的，分布在哪里，同时还搜了哪些相关的词，帮助用户优化资源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