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40余位专家学者就大都市中的社会不平等，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政策、个人、社区与都市，大都市中的国际移民，全球都市发展的新议题，多元分化的大都市，大都市中的社会问题，都市规划与治理等作专题发言及学术交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查建国 夏立 通讯员徐婷婷 贡晓静；摄影：查建国）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协办，上海研究院调查与数据研究中心承办的“全球城市与都市发展：建设具有社会包容性、凝聚力和公平性的宜居城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院长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研究员分别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克斌主持开幕式。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李友梅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研究员作闭幕式总结发言。
在两天的会议中，来自法国、英国、卢森堡、捷克、匈牙利、巴西、日本、韩国和中国的40余位专家学者就大都市中的社会不平等，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政策、个人、社区与都市，大都市中的国际移民，全球都市发展的新议题，多元分化的大都市，大都市中的社会问题，都市规划与治理等作专题发言及学术交流。
一、大都市中的社会不平等
论坛一以“大都市中的社会不平等”为主题，赵克斌主持。
卢森堡大学社会学系路易斯肖夫教授以“巴黎和卢森堡财富收入比失衡的都市社会影响：排外、隔离和扭曲”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表示，财富收入比是一项战略指标，用于理解财富精英和工薪族中产阶级及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均衡性。在过去三十年中，欧洲国家的财富收入比值从3增长至7，这意味着倒退至一战前的资本积累水平。这种变化伴随着中心城市中住房成本的大幅增长，这对于没有家族财富的年轻工薪族来说尤其难以负担。其结果是，工人阶级甚至是中产工薪族被迫离开最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和富有文化的街区，交通问题以及紧张关系、不和谐和社会暴力也相应增加。
李春玲以“中国国际大都市的经济分化：北京、上海、广州的比较”为题作专题发言。她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一些大城市融入了全球化的浪潮，逐步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其中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一线城市走在了前列。国际大都市的居民既有全球最富有的人群也有最贫困的外来移民，贫富差距现象显得较为突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更是如此。而在中国的大都市里面，由于比较严格的人口管理政策，并没有出现像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都市的极端贫困人口现象。由于中国大都市政府政策制度的落实，本地有经济困难的居民可以获得政府的救助，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的大都市避免了极端贫困现象的出现。
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申光荣教授以“城市化、社会排斥和不平等性：以首尔为例”为题作专题发言，他探讨了过去半个世纪韩国首尔从国家首都向全球都市的转型过程。他表示，首尔已成为韩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首要城市，它的转型反映了韩国经济和社会变迁，以及首尔城市内部和其他地区之间新产生的不均衡。首尔的空间隔离反映了中上阶层的崛起以及教育、收入方面不平等的加深。
二、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
论坛二以“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为主题，李培林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以“个体化社会趋势下城市包容性发展政策的建构”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表示，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逐步从“总体性社会”转向“个体化社会”。
以往的社会政策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大多数人的权益。随着个体化社会的来临，阶层、职业、城乡间的异质性增强，张力扩大，民众需求内部分化日益严重。面对城市居民在语言、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异质性”形成的跨文化族群的“城市鸿沟”和社会“碎片化”问题，2000年联合国人居署首次明确提出了“包容性城市”主题，并将其作为国际城市发展的新目标。当下，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繁荣发展，阶层诉求和民主意识提高，使得民众的社会需求层次从传统的物质技术层面转向社会文化和心理情感层面，使得社会需求的层次提高、跨度变大，在这种大背景下，伴随着社会个体化，传统的城市社会政策将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为此，必须增强城市社会政策的包容性，以关注更多的个体。在社会政策包容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努力关注更多不同群体的权益，重视城市底层群体及弱势群体的赋权，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事业。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社会学罗兰伯格教授以“全球城市、社会边界与不均等世界主义：以巴黎为例”为题作专题发言。她认为，全球城市巴黎既是社会、经济和道德领域全新内部边界的产生之地，也是跨国界世界主义的诞生之处。一方面，空间差异形成隔离和社会融合；另一方面，城市的中产阶层化和国际化也凸显了当今巴黎的奇特性。这种同时性反映了封闭局部空间和开放全球领土的双重现象，也意味着区际不平等和国际城市之间全新经济社会纽带的同时演进。这不仅出现在巴黎，在新的上、中、下阶层形成的无偏见的国际城市中也是如此。民族和多民族领地通过“集市经济”与位于其他国际城市中的其他民族和多民族空间关联起来。如果新的全球资本主义和霸权经济导致巴黎的贫困和分隔，随着寻求避难者、难民和新移民的到来，全新的以好客和团结为特征的跨国空间也在兴起。在夹层空间中，脆弱的社会群体正在重塑合作、文化和生态经济，同时互动的公民行为也不断涌现。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田毅鹏教授以“城市社区组织科层化问题及其影响”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表示，近年来,伴随着“包容性发展”概念的提出及流行,学界开始尝试将这种包容性理念转化为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所谓“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在此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任何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除了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理论和经验模式外,还必须努力寻找一定的本土思想文化体系作为支撑,必须得到包括政策制定者和政策作用对象在内的整个社会成员的认同,否则其政策将因缺少本土文化思想的内在支持而处于无根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