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献给故乡草原最深沉的影像
作者：张畯
1.英雄历史还是“天人感应”：蒙古军西迁的气候驱动假说
2.汉族中心观及话语霸权：二元政体的末路与“历史本相”
3.“从边疆发现中国”的内亚视角：内亚边疆的地缘新优势
后来，我常常为自己在包头上了四年学感到愧疚，我只是在那里吸了四年包钢的煤灰，而没能去真正体验一下蒙古草原的游牧生活。1996年，在我离开它的前夕，浮皮潦草地去了趟白云鄂博，但对蒙古草原及其民族历史的认识，还未真正触及。
近些年，艺术界以蒙古为主题的作品比较少见，摄影界倒是常有猎奇和旅游式的拍那达慕、蒙古马的，但都是一种消费式的宣传图片，从形式到内容都太轻浮了，并没有真正沉到文化地层里面去，构不成起码的作品。而李伟历时十年完成的《大地》，却令人欣喜，在学术界对蒙元史的研究硕果累累时，免于摄影界在学术前沿研究中被边缘化、屡交白卷的惨淡局面。
因此，《大地》在关于蒙古草原地域和民族形象创作上具有补缺的意义。首先，作者具备文化身份的自觉。这是大多数摄影师成名之作的“文化认同”现象，是他们首先要解决的自身问题，或者说是他们的“怀乡病”症候，就像作家的作品必须围绕某个“地方”——福克纳的、索佩阿等所有作家和名著共有的一个“根据地”，他必须把这个地方给写透了，哪怕是一条街，也给写成一个世界。比如王征的《西海固》、刘劲勋的《苏菲的高原》等等也是如此。作者沉静内敛地返回蒙古草原寻根，他以一个汉人的身份进入草原游牧，体验草原苍穹下大地的辽阔与严寒。他以一口汉话谦逊地向操着蒙汉两种语言的蒙古人求教，试图抵达地理和精神的原乡。
其次，呈现了“文化滤镜”下忧伤的大地。作者避开了那些过于表面、符号化的“骏马奔驰”的浅薄速食消费，而是经由自己的文化眼光严格过滤了的，带有蒙古“乌日图道”（长调）气质的“忧伤的大地”。《大地》中一切都是那么平常内敛，现代社会带入草原的景观、器物、元素都好像被注入了几百年的时间凝固剂，在“考今”的一刻已经成为后人对今天蒙古人“考古”的可靠依据。《大地》一点都不刻意凸显人物和景观的草原异质性，但却在“去传奇色彩”中完成了草原的“日常相”。《大地》中找不出一幅喧闹的画面，它就在那里静谧悠远、肃穆庄严地立着。但是，每一幅都能暗暗地攫住观者的目光，继而是长久地凝视与感通，引人进入它不动声色却内力深厚的多义性的深处。就像安哲罗·普洛斯关于草原的影像，致力于提炼出大地内在的气息和时间流逝中的生命“长调”。这样的长调传达的是时光的坚固，以及在时光的刀锋上应声而落的历代枭雄和烟消云散的英雄故事。
第三，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思考。作者无疑带着审视的眼光观察草原上的自然地理物象及其历史文化信息，为什么这里历史上反复孕育了多个北方草原民族？为什么这些民族除了规律性地南下与汉族融合、或掌握中原政权，就是西迁或西征？蒙古帝国一去不返了，他们在草原上还留有什么基因？……其实作者不想做理想化的修饰，也并非要通过影像去“复古”蒙古草原和民族，而是在蒙古高原的游牧精神、草原民族的宏大历史、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冲突与融合、草原民族当下生活与现代性的张力等多重维度下的在地呈现。总之，李伟的《大地》具备的影像潜质，足以引发我们去回顾这片草原上的前世今生，包括从气候环境、游牧与农耕文化特性，以及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视角等等方面。
英雄历史还是“天人感应”：蒙古军西迁的气候驱动说
麦金德注意到， “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由此指出，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施展也认为，这些从东方来的亚洲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西迁，其动力源很多时候来自中原地区。由于“中原人口众多，接受了通过内亚地区传播过来的文化和技术，与本土文化互构结合，发展为庞大的经济与战争力量，再反过来对游牧部落形成压力逼其西迁。失败的游牧者向西面形成的压力，通过各种人群层层传导进入欧洲，形成一个外生变量，在欧洲内部的演化逻辑上增添了新的动力，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亡，也在中世纪以后逐步促成了欧洲的自我组织与自觉意识。”
骑马民族为何会很容易形成战斗力，对此蒋百里在《国防论》第三篇中指出，“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有因天然的工具而不自觉的成功者，有史以来只有二种，一为蒙古人的马，一为欧洲人的船。因觅水草就利用马，因为营商业就运用船，马与船就是吃饭家伙。同时可就是打仗的家伙，因此就两度征服世界。” 但是如同船不能航行在陆地上，马也不能驰骋在沼泽地，再好的工具换了环境就会出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横扫亚欧的蒙古军到南方作战不是地形不适应，就是气候不适应。海上作战更是暴露了自己的短板，扬威世界的“上帝之鞭”却折在岛国日本。在另外的解释中，草原部落之所以能够结成联盟，是因为在草原与农耕地区贸易中，中原对贸易的限制迫使草原部落联合起来通过战争获取必需品。正是各部落对中原发动战争的共同利益，促使草原游牧帝国出现，而它存在的前提是中原有一个庞大的农耕帝国，两者共生互构。正如巴菲尔德所认为的，“强大的游牧帝国与中国的本土王朝同时兴亡。”
在地理范围上，蒙古高原包括蒙古国全部（外蒙古）、俄罗斯南部的图瓦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与外加贝尔边疆区、中国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全境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分地区在内的广阔地域。
历史上，蒙古高原曾先后有匈奴、鲜卑、柔然、回鹘、突厥、回纥、契丹、室韦/蒙古等部落和民族在这里兴起和衰落，并周期性地南下挑战中原农耕王朝。其中蒙古民族的名称起源于蒙古地区东北部的一个室韦部落--蒙兀室韦。“蒙兀”是蒙古一词的最早的汉文译写。“蒙古”一词,最早见于《三朝北盟会编》所引《炀王江上录》。“蒙古”开始只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后来才成为一个新兴民族的共同称谓。真正的蒙古人,从狭义上讲,是指成吉思汗是其中之一员的蒙古人。1206年，蒙古族在蒙古高原建国。当然，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频繁更替，不是后来者将之前的民族赶走，而是不断地融合，如同滚雪球一般，以某一民族为核心，“将其他民族合并在内，然后推动这些全部人众去攻击各古老的定居国家。与此相同，成吉思汗也兼并了在戈壁的所有的突厥部落，将他们编入他的旗帜之下，带着他们去征略中国和波斯。因此，蒙古军旗就如同在蒙古人头上一样，也飘扬在突厥人的头上……”
我们看到，不仅是蒙古族裹挟了其他民族，像滚雪球一样成为草原的新主人。在还没有“蒙古”这个名称的时候，草原上的历届主人都是以某一民族为主体，吸纳了之前和周边的其他民族，成为占领草原的新主人。兴起的民族并没有将之前的民族赶尽杀绝，而之前的民族一般都是通过三条路径“消失”：一是西迁，二是留守，三是南下。这一点从今天蒙古族的跨境分布也能够看得很清楚，“现代的蒙古民族是一个跨境民族，在全世界的总人口在一千万左右。其中有650万蒙古人分布在中国，在蒙古国有约230万，在俄罗斯则有90万。内蒙古自治区作为蒙古族数百年来世代居住的历史家园，拥有420万蒙古族人口。”
中国北部蒙古草原民族为什么都是有规律地西迁或南下，这不是个案，而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尤其以蒙古民族的影响力为甚。世界游牧文明的起源是由欧亚大草原东部地区主导的，游牧族群在阿尔泰、唐努乌梁海、哈萨克草原一带形成后，向西迁徙成为通例。“以我国北部蒙古为中心的北亚草原地带，是世界大草原的一部分，也是近代以前整个草原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主要的动乱摇篮。二千多年来，游牧民族无数次的移民运动与对外侵略，多肇源于斯，造成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影响及于远方的定居社会。” 雷纳·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也指出，游牧民对农耕定居民掠夺性的入侵是经常性的，而征服则是例外的偶然事件，并且征服之后“常使征服者们自己不知所措”。例如，“十世纪契丹人攻占了中国的都城开封之后，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又退出该地。”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互动中的那道隔阂，恐怕正是由生态性的自然“边界”决定的。如长城边疆也大致与400毫米等量降水线重合，这种由自然力的划分而形成游牧与农耕生态经济区，也是个难以更改的自然界限。这个边界还是草原与中原的关系边界，是秩序的生成线，帝国的秩序与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草原-中原边界关系。
从政治地理上说，中国南北是阶梯增进。中原地区，是南北的缓冲地带。北方，是游牧民族的“根本之地”。南方，则是最发达、地势最低的政治区域。如果少数民族南下，中原地区无法阻止，要么出现划江而治的局面，如北朝、金。要么连南方也被统一，如元、如清。如果中原地区能够阻止，则可高枕无忧，如汉、如唐。
北亚游牧民族的南下和西征，看似游牧民族的人为选择，其实还要考虑到是作为自然选择的结果，或者是一种环境决定使然。亦即萧启庆所分析的“环境的压力和经济的需要”。首先游牧经济高度依赖自然，他们的生活基础是“游”和“牧”，即顺应季节往返辗转于夏季和冬季牧场之间。而天旱、雪灾、瘟疫，极易使其“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伍”。由于农业在其中占比微不足道，所以他们对谷物等农产品的需要得通过农耕社会获取，另外他们还必须向农耕社会推销过剩的畜产品。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的物资交换方式有朝贡贸易和掠夺，其中掠夺又是最主要的，进犯汉边的主要目标就是掠夺家畜、人口和物资。“聚众掠夺是游牧社会的一种自然的无偿输入行为，也可说是一种生产行为；藉以解脱因厄，或增益生活内涵。”这种掠夺不是一两次的偶然行为，而是长期性的、制度化的、周期性现象，这个周期一般就是在中国内乱或由盛而衰之时趁虚而入，呈现出“引弓之国”对“冠带之室”“时服时叛”的交替规律。在此背景下，对游牧民族不时南侵有天性嗜利说（“强则进兵抄略，弱则窜伏山林。”）、贸易受阻论（中国朝廷与游牧民族减少互市后，游牧民以武力来开拓市场）、政治原因（游牧民以世界的主人自居，保持与中国对等的观念）、草畜矛盾（扩大再生产对优良的草场面积的需求） 等诸种说法。
在这些社会和经济诸多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被受到重视，即“气候驱动说”。气候驱动说属于生态决定论的范畴，比如亨廷顿认为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活动是由环境所决定的，而其中主要是由气候决定的。他在《气候与文明》中说，历史事件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紧密关系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以往诸多大民族的兴亡，都与气候条件的优劣呈正相关。再如美国西部史学家瓦尔特·普雷斯特科·韦布在《大平原》中将美国生活的所有方面的重大转变，都归因于从东部沿海森林地带向中西部草原扩张的运动。当然，对任何事情企图做单因解释是有风险的，因为气候也是在变化着的。这反映在气候驱动说在蒙古族南迁和西征的解释上，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说法，即干冷驱动说和温暖驱动说。原因是古气候研究对当时气候定性存在分歧，对蒙古南下和西征所处的13世纪所对应的气候类型判断有出入。
雷纳·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意欲讨论“蒙古人入侵的规律：是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还是政治事实？”，遗憾的是只列了个标题，却没了下文，没有讨论是受何种气候所影响。
新史学开创者、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也是地理和环境决定论者，他清晰地表明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即决定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并形成沉淀的恰恰是人力所无法控制的地理环境、气候因素。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首先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地中海的自然地理状况，然后才是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生活，最后才涉及到16世纪后期该地区的政治史。
“气候驱动说”由亨廷顿在1907年《亚洲的脉动》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世界气候变迁是湿润周期和干燥周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干燥周期一开始，草原随之干旱化而变成沙漠，游牧民族为寻求新牧场而向外移动时，会造成历史上的移民和征服战争。此说认为，13世纪的干旱事件是蒙古人大规模扩张的原因。汤恩比采纳了这一观点，并在《历史研究》中对这一假说进一步探讨，指出气候的周期变动是游牧民族活跃和静止的动力。
气候变迁研究认为，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具体而言，最近四、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3个主要的温暖湿润时期，以及与之相间隔的3个寒冷干旱期。匈奴、蒙古、满族入主中原都与北方“八月大雪”、“八月大寒”的恶劣气候有很大关系。第3个寒冷期出现在北宋初年到清末，最初引发了辽金与宋室江山的对峙，后期导致元、清两代“牧者王朝”对黄河-长江流域农耕世界的统治。亦即寒冷干旱气候的日益严重，牧草衰竭、水源干涸，一次次引发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在这个寒冷期内，内蒙古地区300年间发生了13次特大冻灾，北方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至少低1.5℃，旱灾也十分频繁，南迁的蒙古流民常达数万至数十万。寒冷气候结束，气温回升、降水增加，游牧人退出中原，重返水草恢复的草原世界。
隋书突厥传记载：“去岁是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咎刻。”即便从一年四季的短时间段来看，北方草原“处北早寒，杀气早降”。所以就内地而言，四季都有边患，唯独秋季严重，谓之“防秋”。秋防之时，就是游牧民族生活资料短缺，发动小规模的南侵之时。
亨廷顿的干湿周期、汤因比的静止和活跃周期，以及寒冷干旱期周期，都可以看做气候与生态的自然环境影响因素。而一个寒暖周期的温度升降范围只有1-2度。竺可桢对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研究也表明，13世纪的降温和干旱触发了蒙古西征的爆发。
与上述蒙元时期处于干冷期的说法相反，同样是通过对古气候资料高分辨率的重建，得出中国的13世纪存在一个明显的暖期。杭爱山脉西段的台勒门湖芯的孢粉河粉及资料显示，该地区存在一个中世纪暖期并且对应于相对湿润的阶段。因此内蒙古地区在13世纪中世纪暖期降水增多，气候温暖湿润，蒙古西征时期的气候背景正是这个1200-1260年的温暖期，从而提出与“干冷气候驱动说”完全不同的结论，即当时温暖湿润的环境为蒙古西征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而中亚、欧洲和整个北半球更大范围内的研究也表明，在13世纪的古气候基本一致，有着温暖湿润的遥相关性，都处于全球性的中世纪温暖期。
综上，温暖湿润期假说较之干冷期假说更有说服力，一是温暖的气候为游牧帝国的崛起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二是亚欧大陆草原平坦的地理条件适合于骑兵作战；还有生产、衣食、风俗习惯等文化适应性问题。
施展在《枢纽：3000年的中国》中也采用了两可的说法，即“历史上的草原民族南侵中原，既有可能是因为寒冷骤至，资源不敷使用，也可能是因为温暖太久，人口繁衍过剩。”因此，蒙古军队的军事实力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借助于气候科学的视角，更能够看清其南下西征的气候动力机制。
另外，我们如果把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的“天人感应说”，引入到现代气候科学来解释天气冷暖变化与游牧民族活动的迁移，就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同频共振现象。“天人感应”说有助于平衡历史发展“人定胜天”的单一维度，有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施展也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倘把气候变迁视作“天”，具体的地理结构视作“地”，可以说，正是这天载地覆，才搭建起人类历史所赖以展开的舞台，人类的精神史在天地之间逐渐自我发展、充实起来，天地因此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提供外部坐标系。
与气候影响相类似，一场瘟疫改变了战局的例子也很多。如1259年蒙古军中疫疾流行，蒙哥死于合州（四川合江）城下，蒙古军不得已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宋朝才得以延长寿命十多年。我们也可以猜测，1332年29岁的元文宗之死，以及7岁的文宗当了50天皇帝也莫名死去，是否跟一种烈性黑死病有关？还有1644年，中国历史上同一年出现三个年号：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和顺治元年，大明、大顺和大清在北京“城头变换大王旗”，并非取决于军事力量实打实的博弈，而是一场肉眼看不见的鼠疫决定了这一切。
曾经接受并倡导生态决定论的拉铁摩尔，后期开始反思和远离这个单因解释，并趋向于双因说，认为生态尤其是气候有不受人类干预活动影响的一面，但通常情况下要把人类的活动考虑进去，即要看到“自然是被动的，主动因素是人。”
不管是气候动因，还是政治动因，动因导致的迁徙行为传导成一种连锁反应，这就是在西方内亚史研究中曾盛行过的“链式迁徙论”，即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东部的游牧民族在短时间内因为政治局势的变动，就举族整体向西迁徙，从而近乎自动地改变欧亚大陆西部的历史面貌。
在这种被普遍接受的气候导致蒙古南下或西征之外，还有一种《蒙古秘史》中透露的“貂皮说”——成吉思汗祖先之一的豁里剌儿台·蔑儿干因为森林部落禁止捕猎貂鼠、青鼠等野兽，感到烦恼……因不儿罕·合勒敦山为可捕猎野兽的好地方，便迁移了过来。《秘史》还提到，1207年，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让这些森林部落“带着白海青、白马、黑貂，前来觐见成吉思汗。”《北史》、《隋书》“室韦传”中也有记载：室韦部落“夏则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貂，衣以鱼皮”。蒙古室韦部落为何捕貂，《旧唐书·室韦传》、《契丹传》记载“遣使贡丰貂”、“岁内貂皮为赋”。蒙古部落为了捕猎貂鼠而迁移，貂皮进贡给了南方帝国，用来换取粮食、盐、铁器，而这些物质基础促进了蒙古部落人口的增长。而当南方对貂皮的需求量下降或“貂鼠”产量下降，影响了蒙古部落生活资料的时候，导致蒙古族以寇边、劫掠的方式南下获取粮食。后来女真向明朝提供貂皮的贸易过程，与蒙古族的南迁是一样的逻辑。
汉族中心观及话语霸权：二元政体的末路与“历史本相”
我们今天从李伟的镜头中看到的蒙古人，不管是在草原牧区，还是在城市定居，跟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相处应该都是比较融洽。特别是我们从关于李伟的一段纪录片中看到，蒙古族大姐的汉语讲得非常流利，而李伟则向她请教一些简单的蒙语问候语。而在成吉思汗所代表的游牧文化与汉地农耕文明初相遇的时候，也尽可能利用儒生，以汉人之法治理汉地，包括他的后人在处理蒙汉共生关系上想尽了融合的办法，但也出现了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并预埋下了最终的结局。这不是个案，而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猎人、牧人与农夫之间的古老斗争。正如拉铁摩尔所指出的：事实上，北方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即草原的游牧经济。由此产生了一个永恒的矛盾，使在历史上掌握长城边疆的民族和国家——无论是汉族或其他民族——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是选择精耕的农业经济，还是选择粗放的游牧经济。历史上屡次出现试图调和二者的社会或国家，但没有一次能够成功。因为游牧民族必须在不同牧场之间“移动”和农耕民族在根本上的“不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间的反差。“汉族与草原民族不能结合在一起，是由于草原社会发展的不同。……没有一个牧场经得起长时间的放牧。移动权比居住权更加重要，而“所有权”实际上就是循环移动的权利。” 游牧民的移动性和守住财富的农耕的固定性，历来都是在此消彼长的互动中往来作用和推动发展的。
每一种文明都与生俱来地具备种族中心主义的世界认知图景，欧洲中心史观是这样，“中央之国”和“万国来朝”的中国中心史观也是这样。传统的符合政治正确的中国历史，是以中原或江南为正统和主体的叙事，那么对于外族入侵和统治能否承认其合法性，只有一个认定标准，看其是否主动接受“汉化”。蒙古入主中原并在其统治的过程中，站在汉族中心论的视角下，它的判断标准就是下马——汉化，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蒙古人对待汉人的态度上发生了前后不同的变化——从蒙古统治者“重用汉人”到“左右无汉人”，但这套观念从未改变。
任何一个闯入中原的马上帝国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从马背上走下来，完成从游牧向农耕的历史巨变，或者继续留在马背上，马上夺天下，马上治天下，马上失天下。
关于蒙古人是“马上得天下”的论断没有什么异议，可他们究竟是在“马上”治天下，还是“马下”治天下？蒙古帝国的历史表明，他们一边在努力推进汉文明，一边在维护蒙古民族的优势地位和阶层特权。既想蒙、汉兼顾，实则蒙、汉有别。终其蒙元一代，始终也没有解决好蒙汉二元政体的问题，导致游牧的“绿色文明”不得不退出农耕的“黄色文明”。在施展的分析中，征服王朝能够打破“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魔咒已经很不寻常了，究其原因是入关后大汗继承规则改为“父终子及”的继承制度，避免了“兄终弟及”的草原继承制度导致的兄弟相残。
在对金发动战争后，成吉思汗面对的另一棘手问题是，将征服地区草原化，还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他接受了汉化的契丹族官员耶律楚材的建议，阻止了蒙古将领们实行他们的变中国北方为草原的计划。在游牧人的眼里，占领的农耕地区是无用的，就是要让农田长成草原甚至引来野兽，也不让汉人耕种，这是蒙古人最初进入汉地的想法。后来成吉思汗在耶律楚材的劝说下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开始保护农耕和农民，以及在倡导儒学和任用汉人官员方面都有了很大转变。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被蒙古贵族拥戴为大汗，标志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此后历经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代大汗，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汉地为止，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在蒙元史上被称为大蒙古国时期。狭义的元朝概念，专指从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元亡为止的历史；而广义的元朝概念，也包括了大蒙古国这一阶段。
从窝阔台开始就推进了“马下治天下”的进程，从以往权力中心随着游牧驻地流动的局面，转为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和行政管理系统，为此他在哈剌和林修建了黄金家族的宫殿，1235年正式建都和林，他还为佛教徒、穆斯林、道教和基督教徒分别修建了朝拜之所。一个尚武善战的马背民族就这样慢慢变为定居民族。
1251年蒙哥继位，但他以漠北的和林为蒙古帝国的统治中心，实行草原本位政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没有认识到汉地的重要性和采用汉法治理漠南的思路。忽必烈受命主管漠南汉地军政，开始广泛接触中原儒士、任用儒生、采用汉法治理他的辖区，“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深得中土人心。汉地知识分子认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视之为“中土之王”。1252年，忽必烈接受了“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并下令修缮燕京孔庙，给孔夫子的后裔也封了官。其中北方第一代程朱理学大宗师许衡被忽必烈任命为京兆提学，主管汉地教育工作。由此逐渐形成吸收了汉族知识分子和官僚武将的智囊团——金莲川幕府，为建立元朝和汉化改革准备了条件。
但是在蒙哥统治时期，忽必烈自己重用汉儒、推行汉法受到掣肘，蒙哥对他的“审计”更是打击了他的政治力量和改革计划。
蒙古统治阶层的保守派不愿接受农耕和城市文明，以及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文化，蒙古贵族坚决反对仿照任何一种农业封建政权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坚持顽固的游牧生活方式，并且认为忽必烈的做法是对成吉思汗的背叛，特别是西道蒙古诸王建立的金帐、察合台、窝阔台和伊利四大汗国，不承认忽必烈这个叛逆者的全蒙古帝国大汗的地位，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此时蒙古帝国实际上已经濒临瓦解。
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汉，定都汉地，建元“中统”（中原正统），改行汉法，统治政策由草原本位变为汉地本位，大蒙古国的一支变成了元王朝。但是“大元并不等于蒙古帝国，它是并列于其他蒙古四大汗国的一支，只不过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定都于此，有些特殊地位罢了。”!!1261年，忽必烈汗设立了劝农司，旨在促进农作物的种植外，还有责任保护和提升农民的福利。表明对待农民和农业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变，他们还把一种改进后的三角犁从东南亚引入中国。""1270年又置司农司，1289年又在江南设立了行大司农司和营田司，还下令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农书《农桑辑要》。他大力发展屯田，兴修水利。一系列重农政策和保持牧业生产的措施并行，实现农牧业一举两得。还组织大量内地汉人到漠北草原垦荒种地，指导一部分蒙古人种植粮食。这比将汉族农业区“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想法有很大改观。
忽必烈接受了汉族的文明，并寄予信任和期望，为了达到目的，他向南方跨了一步又一步，由和林而东平，又由东平而大都。但是他在紫禁城内还保留了蒙古包，蒙古人孩子要生在蒙古包内的习俗，以及狩猎的游牧生活方式等。他相信了汉族人所提议的，以马上得天下，须以马下治之，要统治中国，必须“行中国之道”。
为此，忽必烈让儿子真金自小在汉文化的熏陶下长大。
他创立的一套政治制度既保留了蒙古旧制、维护王亲贵族的特权和蒙古民族的优等地位，又有限度地尊用汉法，呈现蒙、汉杂糅的形态。他建立的开平“上都”作为住夏避暑和维护蒙古王公贵族关系的据点，而“大都”则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都和大都正好发挥了忽必烈对蒙、汉两种文化的调适和平衡的作用。“他建造了一座汉式的都城，给自己取了汉名，创立了一个传统式的中原王朝，建立了一个汉式的政府。由于他比汉人更显得汉化，至少比南宋更汉化，因此他成功地控制了传统中国。”$$“在这个蒙古人治下的新国家，其面积是说汉语地区的五倍。已形成的中国主流文化当然不单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汉族的。忽必烈汗制造了一个融合物。”%%而这种融合的努力，以及融合的不彻底使我们可以审视：从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到1368年元亡的163年，还是从1260年忽必烈即位汉地算起到1368年的109年，说它长是因为破解了“胡虏从来无百年”的危机，说它短是因为元帝国在没有什么强大外患的情况下盛极一时、过早崩溃，深层原因还是两种文化的二元性，“既行汉法，又存国俗”，期间的差异未能很好地融合，总体而言汉化的进程非常“迟滞”。
张帆在《元朝的特性》一文中分析了蒙元汉化迟滞的原因。
13世纪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统一了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今日欧亚大陆的政治局面，也是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遗产。蒙古人真正的贡献就在于打破了千年的隔阂，将原来分崩离析的大陆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亚欧文化的大跨度沟通和东西对话，以及中国范围内各地域、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这种融合表现在诸多方面，元朝蒙古语虽为国语，但汉语、波斯语、梵文、藏文、八思巴文、西夏文都并行不悖，南方各族还创制了自己的新文字，一朝之内几百种文字，没有开阔的胸怀是不可设想的。在文化大融合与互动中，蒙古统治者还推进了儒家思想，《云南志略》载：云南等地“不知孔、孟，我朝收附后，分置督府，诏所在立文庙，蛮目为汉佛”。具体到饮食方面，宫廷中忽必烈时期已经开始吃米饭。
忽必烈早期力主推行汉法，但仍存一定防范心理，而1262年汉人军阀之子“李璮之乱”，则使得忽必烈对汉人起了疑忌之心，停止了“汉法”改革，色目人很快取代了汉儒。攻灭南宋后，忽必烈解除了汉族将领的兵权。汉人老臣非死则黜，到后来，他甚至放心地说：“朕左右复无汉人”。
在汉儒教育下长大的真金，1273年立为太子后，也主张汉化改革，大量任用汉儒旧臣和汉族官员。可是1284年当真金准备恢复科举制度时，却被衰老和脚病折磨导致思想上越来越保守的忽必烈制止。蒙古人内部形成了同化和反同化的两股势力，精通汉文化的太子真金也在恐吓和抑郁中早逝。
1294年，忽必烈辞世。观其一生，都在实现蒙古统治者利益和依靠汉法治国两端游动，忽必烈从主观上想对两者兼顾融合，却难以改变两者的不相容性。两面讨好的结果是两方面都不满意，“蒙古人认为他的汉化过度，中国人则认为尚不够”。为此黄仁宇断言：“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同时管理草原文化与中国精密耕作而产生的文化之共通体制”。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分析道：科举制度在元朝本来发轫已迟，直到1315年才第一次举行，去开国已55年，并且其条制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科，汉人南人另分一科，因此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国3％，其分配名额倒有总数50％。并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数例外，一向都是蒙古与色目人包办。至此连这种考试刚行20年，也一并停止，以后入仕禄除了少数由学校生员出身之外，就靠父祖的勋绩荫官，或以吏员补官、或以卫士久侍近闼升官了。))这些数据表明蒙元科举制度实行的晚、时间又短，还有人分四等（一为蒙古，二为色目，三为汉人，四为南人）、比例更是向蒙古和色目人倾斜的严重歧视。
还有一个观察数据的角度，当时蒙古军队总共有十万多人，到内地来的无法确考，根据明末努尔哈赤给林丹汗的信，说元时到中原的蒙古人有四十万人，这中间肯定有大量被征服的西方民族充作兵员，即色目人。蒙古人和色目人自然身居要职，但是一般行政官员还是要利用汉人和南人，否则行政机构运转不起来，而且汉人和南人的总数比蒙古和色目人多得多。虽然高官显爵和军权不给汉人，但是这个政体的人员构成一定是蒙汉结合的。**或者说，是一个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主导的，蒙汉混合政治体制。当然，一些歧视性的说法和做法是伤害了汉人，造成了分裂。如“还有按职业分，僧道高于官吏，儒生低于娼妓的说法。”以及“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与色目人较汉人有诸多特权。正是在这些对汉人疑心很重的保守制度设计之下，蒙古人在汉化的道路上不但速度放慢，还走向了反面，中断了汉族学子的仕进之路，失去了汉人的支持，为他们重返草原埋下了伏笔。
蒙元四大汗国之一的金帐汗国皈依了伊斯兰教，是武力征服者向被征服者的文化同化的案例。可是汉地的蒙古人在忽必烈留下的遗产中，在蒙古利益和汉法治理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走向分裂。“蒙古人留在马上，但他的统治者一条腿留在马上，一条腿踏在了农田里。可是，在两难选择中，这是行不通的。于是蒙古族只好再退回草原上去。”,,拉铁摩尔判断其为，农耕与游牧之间的生态不兼容性。因为游牧民族侵入农耕民族时，它所依赖的游牧的机动性会受到限制，并发生一个“非游牧化”的过程，丧失其力量所依赖的原有机制；反之，当汉族将其驱赶到游牧民族的根本之地，反而使他们占据了最易于抵抗汉族势力的土地。这是两者之间势力消长的秘密。尼赫鲁也认为，“他（成吉思汗）的思想就是要把文明与游牧生活结合起来，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不可能的。”
1368年7月27日，大陆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妥欢帖木儿仓皇逃离大都，退回漠北“祖宗根本之地”。隐喻着草原与农耕两套文化体系经过近百年的磨合，终于未能完全融合共生，只好分道扬镳。定居文明赢得了这场古老斗争的胜利，就像那个牧人亚伯与农夫该隐的神话。正如有的观点所认为的，蒙古帝国对对所征服区域的政治历史文化影响并不大，他们忙于征服，进行残酷统治而鲜有建设，在蒙古帝国衰亡后，各国延续的依然是本国原有的历史文化。日本学者冈田英弘也在这个意义上指出“蒙古帝国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恰恰是中华民族本身”。
综上，蒙元可以视为一个典型的“征服王朝”。因为它满足了如下三个条件:首先，其统治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是一个经济生活与汉族农业社会判然迥异的、比较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第二，该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当已对漠北草原实施了相当有效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第三，该民族充分实现了对汉地的“征服”，尽可能大部分、乃至全部占有了汉族聚居地区。
巴菲尔德指出，蒙古人所建的元帝国不同于“外来王朝”。在统御体系上，蒙元虽有二元体系但不若满洲“外来王朝”那样极力维护中国领域，而是很快退回草原。00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手，除了上述“古老的斗争”根源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王明珂提出来的“历史本相”论。即自战国至于明清，北方游牧世界与中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一个历史本相的产物——这个历史本相便是华夏（或中原之人）的北方资源界线或边界。11一些历史本相在汉代已形成，后来的历史发展大致是此本相下的一些表象。当然历史本相也不是纹丝不动的，历史事件的表相也会反过来修正和改变历史本相，如突破边界的种种历史事件：汉至魏晋大量“五胡”部族渗入长城内，明清时期更多的穷困汉人农民出关外、走关东……便是如此，许多人跨越种种边界、突破历史与现实本相的作为，创造了一些异类的历史表相，逐渐改变历史本相。
综上所述，不管是农-牧、蒙-汉二元观，还是“历史本相-表相论”，都是中原主位和汉族视角下的历史循环演进，也是一种体内的“死循环”。这些观点的狭隘之处在于，没有跳出中国看中国，也没有看到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互补共生关系。假如进行一个“空间转换”之后，站在边疆看中国，就会发现北方少数民族在形成中国历史和版图中的主动性和建设性作用，而不仅仅是以“汉化”一个指标来否决。姚大力也指出：“古代中国所存在的各种‘内部边界’及其历史影响雄辩地表明，我们不能将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仅仅是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熔化’或‘融合’的过程。”33对于多族群国家的历史研究而言，一定要看到族群之间的“双向涵化”现象，而不是单向的征服和被统治。
“从边疆发现中国”的内亚视角：内亚边疆的地缘新优势
如上述第二节所呈现的普遍的中国中心观和汉文化视角，就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主流标准叙事，即边疆各地区永远处于被动地等待被中心地区“收复”“统一”或“重新统一”的地位。即使是像元、清这样起源于帝国内亚边疆的边疆帝国，它们的成功，也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统治者能主动学习仿效“先进”的汉文化，包括袭用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去统御它们的全部国土。而它们的失败，又恰恰在于它们还不够汉化。这完全是一种民族中心论的基调，也是传统中原视角的巨大缺陷,它忽视了多族群国家历史研究中的“内亚性”
“内亚”研究的先驱——拉铁摩尔对长城边疆的定位，却几乎与之完全相反。他的学术理路最易于用“从边疆发现中国”这句话来加以概括。自古以来，长城边疆起着一方面隔离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屏障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汉族深入草原而造成与中原的“离心力”，因此设定了向北方扩张的界限，即向北扩张的步伐到此为止，并以此来稳定边疆。长城边疆在拉铁摩尔的眼里，则“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动力源。”66这种力量来自于内地汉族社会和游牧民族二者的混合，从地理空间上表现为混合发生的地方——长城——中国的边疆地带。所以拉铁摩尔指出：“如果想把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仅归于一方，或是中国内地，或是草原，或是草原边境，都是要出错的。”77他所发现的长城过渡地带是对“欧洲中心观”和“中原中心观”的双重拒绝。
边疆地带既不属于严格的汉族文化，也不属于“野蛮民族文化”，而只是依当时情况之不同，徘徊于两者之间，忽而汉，忽而野蛮而已。看清了这一点，则对中国边疆的消息，即可有明确的认识。这种看法是显然比“入寇”、“征伐”的看法高明得多。88在边疆的视野下，草原的内趋倾向和汉族边民的外向发展互相渗合，“边疆”事实上成了两种生产方式和社会混合的“过渡地带”99，是双方“边界居民”新的共同体。
20世纪20年代末，拉铁摩尔在东天山调查时发现，在天山中段的巴里坤与奇台之间有一个山居人群，是汉人与蒙古人通婚的后代。他们既熟谙汉语，又精通蒙古语，风俗既随蒙古族，也随汉族，既能像蒙古人一样管理他们的牲畜，也能像汉人一般丧葬、婚嫁。在毡包内他们像蒙古人一样穿着，当来到城镇又打扮得像汉人。他们在冬季的低地草场拥有大量房屋，夏季又随蒙古人一起进山搭建夏季毡包。他们有最普遍的宗教宽容，夏季在山中热情地款待游历的蒙古喇嘛，到冬季又去参拜汉人的寺庙。::正是在这两种文化中游刃有余的“过渡人群”让拉特摩尔大开脑洞，总结出了长城边界的“过渡地带”特征。这个过渡地带的“边界居民”既能够站在草原民族的开阔视野看问题，又能够以中原的文治精神理解秩序和治理，他们是两种文明的翻译者和中介。这有这样定位和看待“过渡地带”的重要性，才能进一步理解他们作为多元帝国担纲者角色的当之无愧。“能够建立起多元帝国的担纲者，不会是来自纯粹农耕或者纯粹草原的任何一方，因为任何一方都无法理解对方的精神世界与治理逻辑；担纲者只能来自农耕-草原的过渡地带，也就是东北地区或者长城沿线，过渡地带的人要想在本地立住脚，便必须能同时理解农耕与草原，一旦天下大乱，他们是唯一有能力整合两个方向资源的人群，从而担纲起结合草原的视野与中原的精神的使命，建立一个覆盖大疆域多族群、实行多元治理的普遍帝国。”;而且，按照施展的观点，东亚帝国的担纲者在草原、中原之间流转，这一流转过程构成了中国历史时间结构，而那些权力转移的时刻则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刻度。
边疆视野以“中心/边缘”为互主体，而且边疆视角有助于接近“内亚”的范畴，即内蒙古、满洲、新疆和西藏，这包含了中国东北、北部、西北大半个中国的边疆，有时包括独立以前的蒙古国。这部分中国内部亚洲与外亚都有历史形成的民族和宗教关系，特别是沿着丝绸之路出境之后，内亚边境与外亚的地缘关系又在“亚欧大陆”一体的范畴内，这个全新的“元地理”构想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从原来的中国西北边疆的边缘地位，转变为欧亚世界格局范围内联结欧洲和东亚的核心地区。
乌·额·宝力格将中国与亚洲的两元关系转变为中国、中国内亚和外亚的三元结构。把作为边疆的内亚单独拿出来，一方面强调其与中心共同组成中国国内的天下体系；另一方面提升了内亚作为中国与外亚的桥梁所具备的地缘战略优势地位。“内亚”概念及认同意识的形成，挑战了中国传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表述，将被长城分隔两边的内亚人和中原汉族人视为共生关系。这个“内亚”学术新范式，被乌·额·宝力格称之为“帝国转向” 。
在这个转向中，满清帝国的游牧遗产，乃至蒙元，甚至匈奴，现在都成为建设和巩固中华民族必不可少的资源，内亚人及其土地都成为了中国和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部分。反观之，所有这些其实又在说明，中国之成为中国，只能从内亚去理解。
杉山正明和冈田英弘等以蒙古和内亚游牧民族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明显是在挑战中国（和欧洲）中心观。这不但没有引起中国的反感，反而被热情拥抱。这背后的一个最大支撑在于，大国崛起和关于世界中心的新想象，使得他们通过蒙元世界史的转换，强化中国在全球一体化和世界史中的位置，并暗合了蒙古人曾经缔造的世界帝国的憧憬。
“内亚”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内亚边疆地缘政治优势的认同，即是对笔者“缘域”观的有效印证。具体到一国的疆域而言，我们在看到疆域之“域”的同时不能忘了边缘之“缘”，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必须看到历史上一直被中原划清界限、致力驱逐的中国内亚边疆游牧人，曾经是形成中国“大一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中国历史就是在“缘—域”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特别是，回到当下的中国内亚边疆地区，在新一轮全球化运动的“一带一路”范畴内，以往的边缘又成为连接欧、亚的新核心区域，相关讨论也成为话语和知识的中心议题。这正是边缘在不同历史时期动态变化的潜在特征，被看作落后的边疆具有重新构建其在世界地理空间中的位置的潜力。
如果没有毁誉集于一身的蒙古帝国的出现，那么亚欧史、世界史恐怕要重写。不管是欧洲人当年怀着恐惧的心理接近鞑靼、在蒙古旋风扫荡过后的“黄祸论”中污名化蒙古人，还是近代西方列强为侵略中国对蒙古人种进行的诋毁，以及外蒙古在沙皇时期受到的残酷迫害……自13世纪以来，蒙古人所经的都是大历史。大历史将蒙古人带往世界各地，8个世纪以来的生存之地就是他们的故乡。可是世界各地的蒙古人心中还有一个共同的原乡，那就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崛起的蒙古高原，这是族群认同的“根基性”使然。
八个世纪过去了，李伟在今天蒙古草原的所见，所收入镜头的影像让我们产生许多联想：当下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保留了多少传统习俗，在历史的风云突变中，他们又吸收了多少外部的文化，游牧生活方式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又呈现出怎样的现代气息，铁木真长大成人的地方，今天是否宛若当初……
1222年，蒙古人已经统治了从中国海到巴尔喀什湖的整个亚洲北部，但是这次入侵的消息极少传到西欧。1238年蒙古人发动了第二次规模更大的对基督教世界的远征，差不多蹂躏了半个东欧，这时西欧和南欧的君主、侯王才稍稍感觉到威胁他们的巨大危险。
“我们害怕即将有一种来自这一方向的危险威胁上帝的教会。”在这个背景下，1245年，柏朗嘉宾奉英诺森四世教皇之指令，从法国里昂启程出使蒙古。他于1246年4月4日到达伏尔加河畔的西蒙古拔都幕帐，后于8月24日抵达哈刺和林，有幸参加了贵由皇帝的登基大典。他以个人的亲历，观察和搜集了大量蒙古人的情况，记载了当时鞑靼人地区地理方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权力结构、军事实力等等。??这些同时期的描述与记载，也从第三方见证人的视角，帮助我们对当时的蒙古人、蒙古社会有了情景化的感性认识。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的作者杰克·威泽弗德于2000年按照《蒙古秘史》的记载，特意去实地追寻八世纪前铁木真和他的家庭可能走过的踪迹。
拉铁摩尔曾经预言，中国东北的未来不是日本的军事侵占所能决定的，而是看汉人、俄国、日本-西欧几种生活方式，哪种在当地生活更胜一筹。在这千百年与环境相互磨合所形成的生活方式面前，“那些将帅和政治家都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拉铁摩尔认为这些才是真正的历史本身。
李伟镜头下的草原、蒙古人不只是当下的切片，这些地景和人像全息般地储存着历史印迹。看着他们，我们感觉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刮起的“蒙古风暴”就发生在昨天，历史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的日常生活才是穿越八个世纪最坚固的历史本相。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之后，那不一定是一个国度，也不一定是一间房屋，但那就是家园，就是由当代平静的生存经验与过去跌宕的历史波澜接续而成的一曲绵延不断的蒙古“长调”，既不抽象也不遥远……
在完成蒙古草原《大地》的拍摄之后，李伟再次远赴新疆（还有计划中的西藏）拍摄。这让我有些惊异，但又想那是在《大地》之后的一个必然，内蒙的“文化寻根”式拍摄，再次将他引向地域更广大的中国内亚边疆，那是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上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在考察东北、蒙古、新疆中国“大边疆”的时候就发现，古代中国北部边疆曾经是“北方夷狄”频繁进出的重要地带，而到了近代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三种文明（中华文明、俄罗斯文明以及西方文明）彼此竞逐的舞台。AA而今天，在“一带一路”和边疆研究热的背景之下，西北部边疆地区从历史上蒙古帝国时期的“元地理”中心区域，在历史的轮回中再次恢复欧洲与东亚往来交融的“元地理”位置。在读完《大地》之后有理由相信，李伟的作品中也一定会呈现出丰富的历史和鲜活的当下谜一样的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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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牧畜数量的增长，一批一批新继承人的出现，以及发财致富的欲望使游牧畜牧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经济的发展和牧场面积有限的矛盾一次又一次地复现。在极简陋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游牧畜牧经济只有在不停地扩大牧地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苏联］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8—369页。
“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这样做是适合于他们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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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普里察克的代表作《9-11世纪欧亚草原上的两次迁徙运动》和《失必儿起源考》中都将“民族迁徙中的链式效应”作为理解内亚史的一个基本理念。策格雷迪的近于专著的长篇论文《从东向西：欧亚大陆游牧人迁徙的时代》同样重视这一理念，特别是其最后的结论部分提示读者，中世纪可萨汗国的建立即应当被理解为“链式运动”的最后一环。钟焓：《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0，28页。
24.参见张经纬：是严寒造成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南下吗，“大家-腾讯新闻”，2016-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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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蒙古人的毁灭行为，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农业经济，更不了解城市经济。至于成吉思汗的情形是动人的，他是一个有自信心的政治家，聪明，头脑冷静，事理通达。当耶律楚材向他解释，农业在他所要统治的帝国里面和对于定居的人民是有用的时候，他听从了。[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龚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76页。
31.张帆：《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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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温海清、姚建根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40页。
35.宋宜昌 倪建忠主编，《风暴帝国：解读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18页。
36.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温海清、姚建根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07页。
37.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温海清、姚建根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20页。
38.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30〕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契丹情况亦然），女真（满族）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张帆：《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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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中国自古以来是以中原为文化/文明中心的认知模式，通常是将历史上深度参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内亚地区的不同游牧部族都视为“化外之民”，视为“夷狄”，他们的最终命运似乎要么是居于“化外”，要么是“中国化”，这种文明秩序观念深刻影响了古今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在当代，历史上的“非我族类”又在历史书写中被重新定义为各“少数民族”。借用罗新教授的话来说，中国作为多族群国家的历史研究和书写中，可能长期相对忽视了“内亚性”。
昝涛：《想象与“史实”：中国与土耳其之间历史认知的差异》，载《上海书评》，2018-04-21。
53.在德国地理学家、汉学家李希霍芬所写的《中国》一书中，他从地理学的角度界定了“内亚”：它是指亚洲内陆地带没有河流诸如外海的所有地区，其地理范围北起阿尔泰山，南抵青藏高原，西至帕米尔高原，东临大兴安岭。袁剑：《20世纪上半叶的内亚研究与地缘政治：以民国时期国内对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价为例》，唐晓峰 姚大力等著，黄达远 袁剑主编，《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7.5，90页。
拉铁摩尔本人对“内亚”的定义为：一块水流无法抵达海洋的心脏地带。它位于西部的里海和东部的满洲（东北）之间，并涵盖被捕的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以及南部的伊朗、阿富汗、印巴边界地区的群山、青藏高原以及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带。同上，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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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草原的游牧社会及中国的农业社会，都不可能在中国及亚洲内陆间建立一个清楚确定的边界。事实上，在这两个主要社会秩序接触的正面，以及它们中间许多小的外围社会，常常会扩展成一个接触与退缩、征服与反征服、坚持与妥协的过渡地带。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350页。
58.黄达远：《“长城—天山走廊”上的国家记忆》，载《中国民族报》，转自“施展世界”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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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乌·额·宝力格,：《拉铁摩尔、中国人类学与其“帝国转向”》，载《中国人类学评论》2011年第19辑。
61.乌·额·宝力格：《通向“外亚”的“内亚”之路：“一带一路”与中国亚洲新秩序的构建》，《文化纵横》，2017年4月。
62.《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升 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187页。
63.《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升 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6页。
64.袁剑：《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第113-114页。
65.袁剑：《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