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lysis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作者简介：孙民，哲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山东 淄博 255049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辑刊》第20192期
内容提要：文化自信源于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国家繁荣强盛的重要衡量标准。从唯物史观的视阈看，文化自信作为中国道路上的重要元素，有其深厚的现实性基础。它不仅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扎根于中国实践道路上优秀的当代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关键在于进行文化创新，因为文化创新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动力源泉，提升了文化自我发展的造血功能。坚持文化自信，最终要回归到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来，彰显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人民幸福提供价值指向。
关键词：唯物史观/文化自信/文化创新/人民主体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KS13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作为一切自信的源泉和基础，就表现在任何国家的长久繁荣都是通过文化自信体现出来的。在当今中国，文化自信是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根基，是中国发展自身和走向世界的重要精神保障。深入研究表明，文化自信根源于现实社会生活，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深入剖析文化自信的哲学基础，不仅要在中国道路上深刻思考文化自信的重要地位，而且还要通过文化创新，为文化自信提供活力。从唯物史观的视阈看，文化自信的价值旨趣就在于要牢牢把握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在实践和历史的统一中，最终服务于人民幸福生活的实现。
一、文化自信的现实基础
文化自信是中国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面旗帜，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真正内涵所在。文化自信并不是一种盲目的自信，而是一种理性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是实践创新活动，文化自信正是在中国实践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被确立的。文化自信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并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所以，剖析文化自信的现实性基础，是理解文化自信的前提，也是唯物史观的核心。
第一，文化自信建立在中国具体实践的基础之上。随着现代性的不断发展，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摸索之后，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践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现实社会生活深层次的改革，推动社会关系的不断创生。文化自信正是在中国独特的实践环境中不断被确立起来的。文化自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是植根于实践土壤之中而非纯粹精神意志的产物。马克思曾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理论活动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理论活动最终要回归到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并在实践中得到科学的解释和解决。显而易见，文化自信不仅是中国人民精神信念的自信，同样也是对中国倡导实践优先、开放创造理念的自信。
当前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缺乏对人类精神层面的关注。事实上，马克思毕生追求人的真正解放，关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马克思的文化哲学中，他对人的生命的存在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作了文化哲学方面的深刻阐释，从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意义。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指出：“精神是超脱世俗的东西，但并非是牧师构想的那种。眼下的世界已经流为尘俗，而社会主义者必将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取而代之。”[2]这也告诉我们，文化自信并非主观构想所得，它既来源于社会实践，同时又高于社会现实。中国正是在科学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为文化自信的培育提供了实践平台，从而使文化自信表现为一种理性的精神力量，并不断推动中国精神面貌的改变。
第二，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也迫切需要文化自信的确立。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物质层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然而在文化软实力方面还需进一步发展。文化软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真正内涵所在，同时也是保证中国沿着正确道路前行的精神方向标。中国内涵式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推动，更离不开文化自信带来的精神鼓舞。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3]当今中国正值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迫切需要文化自信精神信念的支持，为中国内涵式的发展带来精神动力。马克思又说：“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现实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4]这就启发我们，要跨越中国发展的瓶颈，需要实践智慧，同样也需要文化自信的驱动。
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蓬勃发展同样需要中国优秀文化的推动，文化自信能够带来精神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共鸣，推动理论在更深层次上指导实践活动。鲍德里亚在批评那些具有盲目拜物逻辑的人时，就深刻指出：“因为知识和文化在他们的眼里，以及在他们的运用过程中，只是充当着一种额外的超自然力量，一种神奇力量的储备，而不是其反面：一种学习和一种客观的培养。”[5]可见，文化自信必须摆脱拜物逻辑的纠缠，这就要求文化自信必须是理性的和科学的，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具体实践的发展。
第三，文化自信的确立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就是社会关系不断丰富的过程，同样也是文化自信得以发展和巩固的过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6]在重视物质生产的优先性地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物质生产生活关系的存在。物质生产关系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所以文化自信必须融入丰富的生产实践关系之中。全球化的发展不可阻挡，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碰撞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所以，在各国的文化博弈中，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必须承认的是，文化自信的确立需要和谐的社会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逻辑的负面作用显现，社会关系充斥着浓浓的功利性色彩。马克思曾经就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进行了批判，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要突破对物的追求的束缚，明确人是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摆正社会关系中人的地位，积极构建和谐理性的社会交往关系，这样才能为文化自信的确立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文化自信：中国道路的重要元素
对中国道路的正确定位，离不开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等多种元素，其中文化自信是走好中国道路的底气所在。中国道路的确立，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完成的，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创新。文化自信保证了中国道路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为中国的道路自信增加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推动中国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
首先，中国道路的确立离不开文化自信的推动。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道路的确立提供了实践智慧。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中国道路的确立，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道路的确立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导向，奠定了中国道路的价值理念。传统文化的自信，是中国道路自信的源泉所在。正是在对文化的传承中中国道路的文化底蕴更为深厚。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国在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滋养的基础上逐渐走出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把握中国道路的深刻内涵，必须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挖掘，从而找出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
事实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立场是相辅相成的。实践的发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同样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这是确立中国道路的另一个文化自信的表现。传统文化为中国道路提供了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文化则体现了中国道路的文化立场，这二者的结合使得中国道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二，中国道路的继续前进离不开文化自信的保障。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是中国道路继续前进的重要理论支撑，全面深刻地挖掘文化自信的闪光点，是文化哲学在中国道路上的具体实践。葛兰西曾经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指出在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上，不仅要看到经济资本主义，而且还要看到文化资本主义，即要重视文化在政治实践活动中的重要作用。[8]对中国道路的领导权，其实更应该从文化的功能视角去重视。进一步来讲，要保障中国道路的继续前行，执政党必须要从文化领导权视野认真思考，明确中国道路向何处走的问题。文化话语权的确立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文化自信关系到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关系到中国当代的具体实践。
需要指出的是，确立中国的文化自信需要批判文化虚无主义、文化狭隘主义、文化夸张主义。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推进，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逐渐渗透，文化虚无主义、文化狭隘主义和文化夸张主义时有发生。“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上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9]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要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尤其对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滋生的文化虚无主义，我们更要进行彻底的批判。只有这样，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蓬勃发展，中国的文化自信才会有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否则，文化自信只是一句空话，道路自信会失去浓厚的理论根基。
第三，中国道路的自我完善离不开文化自信的沃土。中国正面临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积极完善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仅是实现中国自身发展的实践性要求，而且也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0]这也就是说，文化自信之所以如此重要，根本原因在于它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是中国道路不断完善的一片沃土。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建构，要着重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情况，从理论创新和现实需要两方面进行分析，进而为中国的道路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积蓄力量。
文化理论不仅能够解释当代中国的现实，而且致力于改造中国的现实世界，从而为中国道路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提供价值指引，进而服务于中国梦的实现。西方的文化发展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映，西方许多哲学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经济资本主义之外还有一个文化资本主义，从这方面讲，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尤其是文化工业理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单面社会’理论，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理论，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这一路向上思考的，因为整个资本主义正是利用科学技术，通过文化工业，通过‘仿真’、‘拟真’、‘拟像’等文化手段，从意识形态上全面控制人们的心理，引导整个社会的消费，从而批量产出‘单面人’、‘单面社会’。”[11]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鲍德里亚、列斐伏尔等人致力于从文化批判入手，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弊端进行剖析，进而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的批判。因此，中国道路的自我完善，也需要从文化发展的视角人手，注重文化自信的培养，扬弃文化异化的发展，把文化自信作为衡量道路自信的基本标准之一。
三、文化创新：文化自信的动力源泉
我们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创新。实践证明，只有创新，国家的富强才会有保障，民族的复兴才会有希望。毫无疑问，文化创新是文化自信的动力。现如今，我们正进入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要理解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内涵，就需要在文化创新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文化创新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进行的，是确保中华民族前进的根本动力。当前的全球化是一种全面的全球化，诸多方面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需要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更需要文化创新的推动，从而为中国的文化自信提供动力源泉。中华文化创新体现中华民族的实践智慧，尤其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当代具体实践中展现自信的魅力。很显然，我们要建立文化自信，就应该注重文化实践，将外在的物质财富和内在的精神文化内涵相结合，全面深化文化创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物质积累和精神文化的协调发展，是中国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权力与自我》中，杰拉德·德兰蒂强调：“所有的现代文化都是基于同一性思想；它仅仅复制现实，并且借此把自己提升到现实的地位，它把自己作为一种客观的实体而不是一种主观状态呈献给个体。”[12]现代文化仅仅是现实的反映，缺乏文化创新，会让文化发展陷入死胡同。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是要打破僵硬的文化发展模式，创新文化发展，正确认识文化与现实之间的内在逻辑。
然而，“现代文化已经确确实实地用尽了它的资源，甚至就其激进的形式而言，它已经在现代制度中得以实现。文化观念不再能够产生‘新事物’，而‘新’乃是现代性的核心”[13]。现代文化由于在“现代制度中得以实现”，因而逐渐变得僵硬，文化内在的发展活力正逐渐失去。因此中国的文化创新必须要处理好文化制度和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重新制定科学的文化制度。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文化结晶化”的现象，中国的文化创新要在文化多元性的思想前提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立足优秀传统文化，把握社会主义新文化，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的文化思想。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国内国际新形势的发展变化，政府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将“创新理念”摆在其他发展理念的首位。文化创新的发展，关键在于培育文化发展的新动力，让各种文化创新的驱动力争相迸发。对于文化创新，着眼点在于文化现代性的发展，用文化创新驱动来促进现代社会的解放和进步。正如杰拉德·德兰蒂所说：“文化现代性的三个核心维度分别是道德一实践的、认知的和审美的，它们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潜在解放模式。”[14]所以，文化现代性的解放性内容首要强调的是道德与实践层面的，文化创新发展能否代表社会发展主体的基本立场、能否推动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是文化创新必须要思考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高度警惕文化自由主义，要正确处理好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文化创新领域切勿走人文化激进主义的误区。
具体来讲，文化创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坚持正确思想的积极引导。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上，中国通过多种途径鼓励和引导文化创新，文化创新的种子能否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生根发芽，急需在思想上加以引导。毛泽东曾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5]所以，在创新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文化创新思想一经掌握群众，就会逐步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推动现实社会实践的发展。其二，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实践优先的思维模式下，注重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对于文化创新来说，创新理论能否被认可也关系到文化实践的成败。马克思曾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6]其三，坚持文化实践的创造。马克思曾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改变世界。”[17]归根究底，文化创新不仅要解释文化发展问题，而且还要通过文化创新实践改造现实世界的任务。文化创新能够破解文化发展难题，增加文化创造的热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纵观国际世界，中国不仅要在外在的物质层面实现现代化，而且还要在内在的精神文化内涵方面实现现代化。因为综合国力的比较，这种内在精神文化的影响更具有持久性，更能够提升中国的文化话语权，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四、人民主体：文化自信的价值旨趣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样也是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者。注重人民主体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智慧的真正体现。人民主体是文化自信的价值旨趣所在，把人民主体思想贯穿于文化发展和文化创新的各个层面，这是我们在文化发展上真正实践人民主体思想的重要表现。因此，要深刻理解文化自信的价值旨趣，就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
首先，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力量，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民主体。文化自信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文化自信，而是一种以人民群众为主体而存在的具体的文化自信。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8]广大人民群众不自觉或者不自主地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性因素推动文化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人民群众不仅是文化创新实践的主体，同样是文化自信的主体。作为文化自信的主体，人民群众对特定对象的文化进行反思与批判，从而表现出对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高度认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没有人民群众这个主体的话，文化自信将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可见，文化自信是人民群众在经过文化自觉的发展阶段之后，逐渐在文化发展领域表现出来的一种自信状态。
其次，文化自信的关键在于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文化自信体现出了文化发展的价值，是人们精神文化财富的重要表现。文化发展成果能否让人民群众共享，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人民群众促进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与创造，推动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改造，人民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凸显。人民群众是否共享了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判断我们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有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权利，这是改革成果惠及人民群众的重要表现，同样也是衡量我们社会是否进步的一个标准。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把人民的主体性作为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只有转变发展观念，包括文化在内的发展成果才能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
“人的生命活动，不仅是改变生活环境的活动，使自然‘人化’的活动，把‘人属的世界’变成‘属人的世界’的活动，而且是改变人类自身的活动，使自身‘文化’的活动，把‘属人世界’变成‘文化世界’的活动。”[19]毫无疑问，文化就是人自身活动的结果，这种文化世界就是人的生活世界。人民群众在生活世界中如何表现自己，他们在文化世界中就是什么样。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自信，就表现为对生活世界的自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也就是让人民群众不断丰富自身的生活世界。
最后，文化自信的价值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切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文化自信也是一样。但实际情况是，人的发展还不是一种全面的发展，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没有实现平衡，文化自信对促进人自身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尤其是在消费社会的影响下，“我们看到大众传媒化消费中意义转向、政治的非政治化、文化的非文化化、主体的非性化都是超越于对内容的‘肆意’重新诠释之上的。一切都是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无论何处，在真实的地点和场所之中，都有完全产自编码规则要素组合的一种‘新现实’的替代品”[20]。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一种非文化的形式，这些都是在消费社会中产生的。在这种异化的文化氛围中，人的发展是一种片面的发展，没有文化的自信，只有消费主义文化的存在。
因此，全面发展中的人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是在浓厚文化氛围中不断发展的人。对于文化发展的异化状态，要不断地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积极扬弃消费主义文化。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要把人民的主体性原则作为文化自信的根本性原则，在不断充实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更应该从精神文化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深刻理解文化自信的内涵，高扬人民主体性原则。要实现人的现实幸福，物质自信是基本的保障，文化自信是深层次的保障。对我们来说，要深刻把握文化自信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关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不断培养真善美相统一的人。
文化自信要在社会主义的实践当中不断丰富与完善。如果说历史与传统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沃土，那么现实生活世界就为文化自信的巩固提供了实践平台，唯物史观语境中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文化自信的价值目标。总之，文化自信作为中国道路中的重要元素，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人民主体为根本性原则，不断进行文化创新，最终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努力。
原文参考文献：
[1][3][4][16][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12、13、11、506页.
[2][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
[5][20][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金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11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页.
[8][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
[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2018年9月20日.
[11]孙民：《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序言”，第3页.
[12][13][14][英]杰拉德·德兰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权力与自我》，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9、108、136页.
[15]《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