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待人热情，他提倡“爱的哲学”。
先生常对人说：“我很不赞同鲁迅先生说的，‘我吃鱼肝油，不是为我爱的人，而是为我恨的人’的观点。”他说自己虽十分敬仰鲁迅先生，但反对这种恨人的哲学。因此，先生好交朋友，交游及其广阔。先生的结交者中，既有年轻时代同生共死的老战友老兄弟，又有世界闻名的一流大学者，还有文学、音乐、美术、戏曲各界名流，门内门外的新旧学生弟子和小辈们，甚至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先生家里的客厅并不大，但它总向社会大门洞开，熙熙攘攘，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客人。这里是个交流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的大沙龙，也是个三教九流云集的小社会。再没有见过哪家的客厅，可以和先生家的相比，如此宾朋满座。我待在先生身旁，有机会亲眼目睹发生在先生和他周围的朋友们之间的交往，这些旧忆一幕一幕感人至深，牢牢铭记于我心间。
无话不谈的李子云
李子云，上海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还曾是夏衍先生的秘书。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先生的客厅见到她时，她是筹备中的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一个顶着诸多桂冠的女性，而先生和巴金、于伶都是这个基金会的会长。她个子不高，略微显胖，但衣着打扮考究入时，总是风度翩翩，白皙光洁的脸庞上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一双笑眼小小的，却目光清亮，仿佛能洞穿一切。
她让我叫她“子云姐”，虽然年长我20岁，但她说她希望是我的大姐姐，这么称呼她，她听着亲切，而且使她觉得年轻。先生也对我说：“李子云是轻易瞧不起人的，可是她对你的印象特别好呢！”友情总是互相的，我和她也有那么点儿“心有灵犀”，就这样，在先生的身旁，我多了一个贴心的大姐姐。
如果先生靠在床上，没完没了煲起了“电话粥”，那么不是中国美术学院画家舒传曦的夫人唐玲，一定就是她的子云姐。子云姐和唐玲是和先生通话时间最长的两个人。
先生和子云姐仿佛总有说不完的话。谁来造访过了，讨论了什么问题；生活里发生了什么，保姆做得是不是称心；和谁不高兴了，心里有什么懊恼等等，先生都会一一向子云姐详尽倾诉。而先生也从子云姐那里知道，文坛最近发生了什么热闹事情、哪位作家发表了什么奇谈怪论、国内外哪些著名作家来访，如何接待等等，使先生虽然足不出户，对文坛动向却了如指掌。
子云姐和先生的电话一接通，就有这么多的话可说。有时候连张可阿姨都很不理解，但我很明白，他们通话的时候别去打搅，先生那样专注，是绝不愿意受到干扰的。可当我对先生说：“你和子云姐有这么多说不完的知心话，她真是你的知己啊。”先生却说：“我从来就不喜欢福建人，太精明了！可是李子云就是个福建人。”先生嘴上从来也不承认和无话不谈的子云姐是“知己”。
先生和子云姐结识在上世纪50年代初。那会儿，子云姐是华东局宣传部长夏衍的秘书，先生是由宣传部文艺处长调任新文艺出版社总编，他们在夏衍主持的会议上常常见面。后来，上海市委成立了文艺工作委员会，先生担任文学处处长，直到胡风案件被审查。子云姐总告诉我，说那时候的先生“恃才而骄，颇为自负，不苟言笑，发言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
“说他‘很凶’还不传神，要用俗话说‘很飚’才行！”我理解，也许作为年轻理论家的先生有点傲气，让子云姐感觉不太容易接近。我问先生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先生却又是一番说法：“那时候她是为夏衍工作的，她的眼睛长得多高啊，眼里哪里会有我们？”因此，我估计，他们相识之初，在他们都是年轻人的时代，心里大概都存着一种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后来，先生因胡风案件蒙难，那种为了坚持真理而不惧下地狱的品格，引出了子云姐心中的敬意，从此，子云姐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这位冒着杀头危险也要真实表达自己思想的、有着诗人气质的青年学者。
“文革”开始，他们都进了牛棚。先生是算过旧账的“死老虎”，如果老实服罪，就可以不受追究。1970年，张春桥要在上海进行一次深挖“黑线人物”运动，拟将子云姐“挖”出来批斗。子云姐从造反派内部得知，他们将在某日早上“天天读”时揪出子云姐。造反派领导在“天天读”结尾时做了杀一儆百的总结发言：“我警告你们牛鬼蛇神，不要翘尾巴，翘尾巴是没有好下场的！”话音未落，只见先生站了起来说：“报告，我不但有翘尾巴思想，我还想翻案。”一下子，全场鸦雀无声。子云姐顿觉浑身冷汗淋淋，怔怔地看着先生，真想对他大叫：他们是要揪我，有你什么事儿呢！而先生对一切视若无睹，继续说：“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我一直想不通、不服，我一直等着翻案的机会。这几年，我埋头研究莎士比亚，我又担心我对李尔王、奥赛罗、麦克白斯的分析是自己不满情绪的流露。”这时，会场响起一片“痛击翻案风”“打到反革命分子王元化”的口号声。先生是自投罗网，审问抄家重新来过，死老虎变成了活老虎，使本来针对子云姐的批斗转向了先生。先生居然将他几十年的“翻案”过程、苦闷情绪尽情宣泄了出来，使所有人目瞪口呆。
有一天下午，他突然出走了，说是准备回家去取《莎士比亚全集》，某些造反派极端分子正想借机扩大事态。幸亏当时未进牛棚的茹志鹃挺身而出，说了话，说先生在胡风案件发生期间曾患过精神病，要求造反派先把先生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作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再行惩处。到医院后，先生又碰巧遭遇了一位有良知的医生，给先生下了“心因性精神病”的诊断，才使先生躲过这一劫。子云姐说谢天谢地，先生得以回家养病，她们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这也就是子云姐和先生的患难与共的经历。后来，随着接触日多 ，沧桑岁月使他们彼此增进了了解和情谊。
为了筹备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建立，子云姐和先生的往来频繁起来，同来参加讨论的还有作协的赵长天和徐钤。由于先生年长，出于尊敬，总是他们上门，到先生的客厅里来商谈。先生认为这是一件对上海文化发展有益的好事，所以一开始就很是起劲。1990年初，子云姐把基金会的章程草案交给先生审定，先生还专门请赵朴初为基金会书写了会名。几天后，子云姐又通过电话,听取了先生对基金会工作的意见，先生郑重其事提出三条：一、在基金募集上不要做恶丐强讨；二、在基金使用上不要做“锦上添花”（为已有社会地位的作者补贴、出书、给奖之类），而要“雪中送炭”（为有成绩而出书难的青年作者出书，赠送老、病、贫的作者一些医疗补贴等）；三、不要好大喜功，要做切实可行的工作。在日后基金会的工作中，子云姐听取并贯彻了先生的这三点意见。他们说服了江南造船厂等一批大企业给予基金会资助，每年都会投入有关专题的文化建设，对老病贫作家进行补助，基金会工作开展得卓有成就。
如果不谈工作，子云姐爱和我攀谈。她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吃喝玩乐也都感兴趣，我们自然很有共同语言。
她说她的父亲是个医生，而且自己在读大学期间就参加革命入了党。但她是单身，也没有儿女，是个非常自立强干的女性。因为替夏衍先生当秘书，夏老见她有很好的文学禀赋，就鼓励她结合工作，努力读书写作，最终，子云姐写出大量的文学评论、散文随笔，成为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
由于子云姐一个人生活，先生对她格外关心。有时朋友送给先生的食物，先生就叫我送上一份给子云姐共享。有什么养生的方法和诀窍，他们也会及时通话交流。当子云姐向先生咨询家用氧气机的情况，先生立即嘱我找朋友买了一台，送给子云姐。记得先生住在衡山宾馆时，有一次子云姐来，赶上饭点，适逢下班高峰，叫不到出租车，于是先生就说：“你就别去挤车了，我们三人干脆下楼到毕卡第西餐厅，我请客。”我们点了奶油起司焗面，一起“开洋荤”。此事被先生记进了《九十年代日记》。先生住到庆余别墅之后，每逢冬季，先生就会对子云姐说：“子云啊，这个天，家里太冷了，我这里暖和，不如开个半天房间，你来这里洗澡吧，花不了几个钱，人就不受罪了！我来替你出钱。”他建议子云姐到庆余别墅洗澡，以免家里太冷，冻出病来。子云姐采纳了先生的建议，但是谢绝了由先生付钱的好意。子云姐很重视生活的品质，用钱从不吝啬。去庆余别墅洗澡，子云姐一定会叫上我一起，泡一个热水澡后，我们就捂在柔软的床上，说悄悄话。她特别会告诉我，哪些人需要提防，哪些事情对先生不利，要我加以小心。
有一次，子云姐还对我说了这样一件事。先生平反后，他们一起参加了全国文代会。期间，一位女作家到先生房间里造访，看见先生的一件毛线外套很大气，往身上一套说：“我穿这件外套太合适了！那我就不客气穿走啦！”先生以为她在开玩笑，就说：“好啊。”谁知她还真的就穿走了，先生尴尬之极。特别是，这件外套是先生的儿子从国外买给妈妈张可的，先生出差临时套了去，没想到就此去不返了。我知道张可阿姨为此十分不爽，但先生对这个误会在张可阿姨和儿子面前有口难辩。子云姐说：“当时我就在场，我作证，先生是无辜的。某某就是那种没皮没脸的人，就她做的出来，碰到她，先生只好自认倒霉！”子云姐为先生喊冤。
还记得一件事情。先生每有工资稿费结余，总是咨询子云姐如何理财。他总抱怨：“物价上涨这么快，银行利息这么低，我抠抠缩缩就攒这么一点钱，在银行里越存越少，还要付什么利息税，我的钱不想存在银行里，可是该怎么办呢？”于是，子云姐给先生介绍了一位可靠的朋友理财，每年可以拿到的利息比银行高很多，先生很开心。可是，有一天，子云姐急匆匆给我来电说：“麻烦了，先生说有10万元要存，让人去取。可是，取款时，朋友拿走一包钱没有当面清点，回去一看只有9万5千元，朋友打电话给先生，先生很火，说明明是10万，怎么到你们那儿就少了5千？看到先生发火，理财的朋友就和子云说，要不我私人来补上这缺少的5千元吧。我说，那怎么可以呢？”我说：“子云姐，你别急，我也不信有人会多要先生的钱，我来想想问题出在哪儿。”我一想，对了，先生有一笔稿费，出版社给的一刀是50元票面的，也是和100元长一样的一刀，先生那天还和我抱怨过，我告诉子云姐，一定是先生误把这50元票面的一刀也算在100元中了。我急忙赶去向先生提醒，那50元一刀的稿费，先生恍然大悟，自己补上了缺额。子云姐如释重负，谢我为她解了围。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重要的是，没有使子云姐和先生之间的信任蒙尘。
子云姐能够如此关心先生，正先生清白，为先生喊冤，但她也是一个少见的会对先生说“不”的人。对什么人的看法不正确，对什么问题的指责太过头，什么事情做得不近人情了，什么人必须提防，子云会对先生直言，绝不吞吞吐吐。而我也是个经常熬不住就会对先生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现在，先生周围一片附和声，看来，会对先生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只有我们两个。”我和子云姐会心一笑，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当然，有不同意见并不代表我们不把先生当作一个了不起的智者。
一度，先生很希望子云姐为他写传记，他自己准备了多年的材料，希望子云姐接受下来。“很好啊！子云姐，你了解他，热爱他，但并不迷信他，你来写先生的传记再合适不过了！”我想，先生一直在寻觅，能有个称职的人为自己作传记，子云姐是有功力的。可子云姐推辞了，她认为自己谈文学能够驾驭，而先生的学术思想那一套，却是她够不着的。她希望先生另择高手，她想象那应该是一部分量沉甸甸的传记。但直到先生辞世，他也没有等到自己的传记问世。
2008年5月，先生逝世，我随即去国赴美调整心情，一去就是半年。在达拉斯过圣诞节时，我给子云姐寄了贺卡，因为地址只记得在淮海西路，不知几弄几号，所以我寄到上海作家协会，请代为转交。她居然收到了，还给我回了贺卡。回国后，爸爸身体不好，家中诸事繁杂，我也仅仅去了子云姐家一次。我们照例在她房间的大玻璃门前，在那张几代人用过的红木方桌旁，慢慢喝她的福建乌龙茶，谈我去美国的经历，以及先生走后一些朋友们的情况。辞别回家后不久，就传来子云姐因肺炎去世的噩耗！意外，悲痛，先生离开不过一年，子云姐竟然也匆匆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