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是一篇自传性评论，回顾了西班牙社会学家卡斯特尔在过去50年(1965-2015年)的学术生涯中发表的研究成果，其主线是关于权力的实地理论的探究。本文既呈现了该理论逐步形成的过程，也不回避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在卡斯特尔看来，权力关系是社会各领域最根本的关系。本文将展示他如何使用此方法来研究城市结构和空间动态学、信息技术的应用及影响、全球化进程、新的社会结构——网络社会的形成，以及数字环境下通信和权力的相互作用。最后，本文针对我们所生活的网络社会提出一个关于权力的网络理论。
关 键 词：通信技术/思想自诉/网络社会/权力/城市化/社会学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文学地理的文史考证与学科建构”(16ZDA19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西]曼纽尔·卡斯特尔，南加州大学安娜堡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与城市规划系名誉教授
译 者：贺佳，1981年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300071；刘英，1968年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300071
原文题为“A Sociology of Power：My Intellectual Journey”，刊登于《社会学评论年刊》(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16年第42期，第1～19页。
一、引论：为什么研究权力
本文自述了过去50年来我对社会学的学术贡献。其间我就许多课题进行了研究：城市社会学；社会运动；发展社会学；经济危机社会学；当代全球化的起源、结构和动态；文化身份在抵制和促进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从社会维度考量信息和通信变革；新社会结构的兴起[我将其概念化为“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互联网的社会建构以及通信变革；通信空间中权力关系的形成；权力和反权力的具体动态，包括网络社会中的社会运动，所有这些促使我提出了关于权力的网络理论。
尽管涉及的领域范围颇广，但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我研究的焦点和理论构建的核心：权力及其多维度的表现。我之所以选择权力作为经验观测和理论构建的主要议题，是源于我在学术早期就形成的个人见解，即权力是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动态之来源的主要通道。权力关系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它构建并形成了规训社会生活的制度和规范。此外，执行权力的社会行动者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构建起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和组织。我将权力看作一种关系权能，它让某些社会行动者能够非对称地影响其他行动者的决策，使其按照有利于被赋权行动者的意志、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行事。权力通过强制手段运行(由国家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暴力垄断)，同时/或者通过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在人们的头脑中构建某种意义。权力关系不仅嵌入社会机制，也渗透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经济、生产、消费、贸易、媒体、通信、文化、健康、教育、科学、科技以及时间、空间的社会构建。
这些行动者运行权力的方式是通过建立机制、法律和通信系统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并形成社会行为模式，规定哪些予以惩罚、奖励或置之不理。诚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权力的运行者诸多，他们或者形成联盟从而发现利益和价值观的交汇点，或者基于现存模式行使权力。此外，制度化的权力，连同其规则，总是面临其他行动者的抵制，因为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没能在占统治地位的机制中得到充分体现，这就引发了反权力关系，即试图逆转或重新协商那些只对占统治地位的行动者有利的社会规则。机制和规范都是权力关系的表达，既包括制度化的规范，也包括挑战现行规范而作的抗争和协商。这是一个无止境的社会建构和解构过程，永远处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与变革之间的不稳定平衡中。
挑战往往来源于其他价值系统，并由试图变革社会的新主体提出，这是创造历史进程的核心。由是，我总将权力关系看作社会的DNA，是所有文化的源代码，是连接万物的纽带，并最终揭示了社会生活进化的可能途径。
在我研究之初，即20世纪60年代末，上述观点还只是一种主观看法，理论尚未成型。我不相信权力和反权力只存在于国家或资本这单一的场所，故而试图探索不同维度和语境中的权力形成和社会运动。这样做不是刻意设计的，而是顺势借助每一次研究机会，来检测我所提出的假设，即权力在每一个社会进程中都占中心地位。比如，我从城市社会学中的权力着手研究，仅仅因为这是导师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给我指定的论文题目，下文将就此有所详述。然而，我的总体学术思路还是以追寻权力关系的标志和表达为宗旨，并希望自己通过努力能揭示在人类经验各领域中反复出现的逻辑。
我开展的研究基于两个前提：首先，采用跨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其次，以实地研究作为理论构建的策略。我从理论结构入手，将其作为研究工具加以使用，并在探索的过程中根据其有效性加以修正和系统化。这种实用主义的理论观，对我而言意味着理论的构建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无意发展出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相反，我的目标是创立一个开放的理论领域，其边界总是随着新发现和新观点的融入而不断延伸和重构。
这些前提进而引出了两种方法论的选择。其一是我在不同文化和制度的语境中开展研究。事实上，我不相信那些局限于某一特定文化和制度而构建的理论结构，因为它们从未经受来自边界之外的测试和修正。我力图避免隐性的民族中心主义，这在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但那些特别注重比较的研究除外。这并不是说理论工具不宜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而是说普遍适用的理论工具的生产，如果不仅仅致力于描述而是解释和理解人类各种经验的话，就必然受到不同语境的影响。因此，我充分利用了个人和学术的流动性在各种环境中工作和研究——先后在欧盟国家、拉美国家、美国、亚太地区以及苏联。这种文化多样性对于我的分析框架的搭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是我刻意选择了采用实地研究而非宏大叙事。这意味着我的工作必须有实证基础。当然，任何实证研究都需要理论工具和假设。我一方面依据美国社会学，而不是法国语境，尽管我是在法国接受了社会学的训练，但另一方面，我走得更远。我的所有理论阐述都基于一种不同的实证分析，并采用折中的理论方法：我在不同语境中开展文献研究、民族志研究和数百次深度访谈，将收集的二手资料、数据分析、调查研究等综合起来。
在明确了研究计划的目标和方法后，我将概述自己研究领域中一些关于权力关系的分析，并详述我在跨文化研究基础上精心构建的关于权力的网络理论，我称其为网络社会。
二、作用于城市的权力
城市化进程深刻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城市对农村的支配被视为社会统治的主要杠杆。帝国的崛起总是令人联想起大都市中心的建立及其广袤的领地。工业化进程及其对移民的影响，将农民群体连根拔起，并造就了城市中心的人口大量集聚，随着社会阶层的形成以及通过隔离和土地继承将社会区隔在空间上显现，新型的居住环境和社交方式开始出现。
在20世纪早期，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芝加哥学派主要关注生态模式，以及在共享城市文化中不同移民文化的融合。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并没有忽视权力关系，而是将其看作地方精英以及赞助、操纵机制形成的过程，通过这种权力机制，脆弱的管理机构能够控制那些可能偏离规范的人群。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和英国出现了所谓的新城市社会学。我于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以及80年代在美国的研究，连同我其他同事的研究，为城市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城市问题》和《城市、阶层和权力》①中，我试图在城市空间的形成和社会总体动态中，阐明生产关系与集体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由国家来调节公共产品的消费)。我反对脱离城市生活中的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文化统治而单独研究“城市”，但我同时也强调集体消费矛盾以及空间的形式和进程在整个社会结构变化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尝试着整合“城市”和“社会政治”，聚焦城市社会运动的变革潜力。我花了12年时间研究城市的社会运动，从历史和民族志的方法入手，先后在欧盟国家、拉美国家、美国开展研究，试图阐明“公民如何创造城市”，即城市居民如何将其价值观和利益投射到城市内发生的以及关于城市的种种议题中。因此，我展示了社会权力的主要迹象不局限于地方性政治，但地方性政治是多元主义政治科学的经典主题。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何种社会、何种城市被何种宏观社会力量和何种行动者在空间、文化和制度层面生产和体验。与芝加哥学派不同，我强调充满矛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和空间被创造、被争夺和改变。与多元主义政治科学不同，我不仅分析城市中的权力，还分析作用于城市的权力，即城市和整体社会一样，其空间形式和机制过程都被权力关系所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