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从传统童蒙读物向现代儿童文学的转型。若把儿童文学现代转型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网络中就可发现，儒家思想对其既有制约也有推动作用，并与西学等多种文化因素共同影响了这一转型过程。
兼顾伦理性与趣味性
晚清以前，儒家思想在童蒙读物中有集中体现。这些童蒙读物所呈现的儒家思想包括以孔孟仁爱思想为代表价值观，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教育理想，以修身、明德为目标的教化途径等。晚清以前的传统童蒙读物内容较为庞杂，德育读物如《童蒙须知》《弟子规》，识字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文学读物如《神童诗》《千家诗》，还有以介绍掌故和各科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蒙求”类读物。在传统童蒙读物中，德育类读物既是主要内容，也是价值参照目标。但从总体上看，这些读物不同程度存在成人化、相对忽略儿童认知心理和生理需求的弊端。
在内忧外患的时局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晚清启蒙者开始探求儒家思想的现代适用性问题，而如何依托儒家思想来教育儿童则是他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晚清王晋之著有《问青园课程》，梁启超著有《论幼学》《学校总论》等，他们针对儿童问题均提出“重回孔孟仁学思想”的主张。
面对时代巨变，晚清启蒙者首先试图从传统中寻求变革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对儒家思想展开适度反思。汪嵚（黄海锋郎）的《论今日最重要的两种教育》和方浏生的《蒙师箴言》等批判程朱理学，认为这类学说过于强调“天理”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从而造成对个人主体性的压制。
与程朱理学的处境不同，王阳明的思想在当时备受青睐，这主要因为王阳明思想中包含倡导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主张，而这恰好呼应了晚清以来传入中国的一些西方理念。因而晚清时期王筠的《教童子法》和陈独秀的《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等文均盛赞王阳明思想。陈子褒的《论训蒙宜用浅白读本》《论初等小学读本》《小学琐言》、陈惟彦的《幼学分年课程》等则宣传西方教育思想，并从“中体西用”角度展开探索。
此外，晚清时期，新式学校“修身”科的种类、数量远超其他科目。从私塾读经到新式学校“修身”科崛起，这一过程充分显示了儒家思想在新语境下调整更新的努力。这一时期儿童读物的特点为文学性与教育性的互动共生，形成以快乐为主导的“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与以教育为主导的“蒙以养正”相辅相成的格局。“中心喜悦”的价值取向使趣味性成为儿童读物的突出特点。“滑稽小说”“滑稽画”等是儿童读物上最常见的栏目。《启蒙画报》《儿童教育画》等儿童刊物还分别尝试用游戏、图像等方式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同时，“蒙以养正”始终是晚清时期儿童读物的重要宗旨，新创办的儿童报刊多设置“修身”和“伦理”栏目。《蒙学报》等儿童读物把传统德育中的诸多德目故事化、文学化。此外，外国儿童文学通过译述、转述、重述的方式完成本土化改造。译述者在引进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时，也有意凸显其对儿童的教化作用。随着爱国、崇实思潮的兴起，《童子世界》《中华学生界》等儿童读物还设置了相应的栏目，以培养儿童的爱国之情和崇尚朴实的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