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在国家层面的思想上体现出从以政治建设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终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特征。
关键词：高等教育发展思想;高校内部管理模式;教育家办学;院系设置调整;“双一流”建设
作者简介：
特约主持人：张应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 7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走过了一条非同寻常的发展道路。从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到60年代初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文化大革命”10年的陷落到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从80年代的“改革和开放”到如今的世界最大高等教育规模：这其中，既有骄人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的经历和令人遗憾的失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在本期《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特开辟“中国高等教育70年十人谈”专栏，邀请我国十位知名高等教育学学者，从不同角度畅谈中国高等教育的70年。回顾过去，总结得失，展望未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鉴往知来，我们只有真切地了解我们是如何一路走来，我们才能更明确地看准我们将走向何方！
关键词：高等教育发展思想；高校内部管理模式；教育家办学；院系设置调整；“双一流”建设
摘要：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在国家层面的思想上体现出从以政治建设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终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特征；在大学和政府关系上表现为自主性从失落到逐渐回归；在高校内部管理模式上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吸取70年的经验教训，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注意以下方面：走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重藩篱，提升自身的成熟度和主体性；扎根中国大地，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优秀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加快推进大学校长专业化进程，实现“教育家办学”；继续探索较为理想和具有示范效应的院系设置模式；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还要支持和鼓励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注意淡化“排名”和“一流”在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最终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从以国家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
——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张应强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对高等教育思想的两种理解
讨论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变，首先面临一个前提性问题：国家有高等教育思想吗？
一般说来，思想是人的思想，思想具有属人性。因此，我们常常研究教育思想家的教育思想，如研究马克思、孔子、康德、杜威的教育思想等；也研究教育学家的教育思想，如研究夸美纽斯、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学思想等，还研究存在主义、永恒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教育思想和理论流派的教育思想。毋庸置疑，这些都是研究人的教育思想的。但这种教育思想研究，主要是立足学科或者学术领域来研究的，因此可以称为教育学术思想研究，其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为高等教育学术思想研究。那么，国家是否有高等教育思想？如何理解国家的高等教育思想呢？
教育是一个多义性概念。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社会事业。尤其是在教育制度化以后，教育的社会事业特性得到极大凸显。潘懋元先生正是根据现代教育的这一特点，提出了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特别是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揭示了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教育，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关系。因此，教育思想也就不只是人（思想家、教育学家、学者）的教育思想，还有国家层面的教育事业发展思想。进一步考察还可以发现，凡是与国家事业和意识形态高度相关的学科领域，都会有学者层面的学术思想和国家层面的发展思想。如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新闻学等大概属于社会科学一类的学科，都兼具学者层面的学术思想和国家层面的发展思想。而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则主要以学者的学术思想及其学派思想为主。教育学的特殊性在于它兼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双重特性，因此，在教育思想领域，既有学者层面的教育思想，也有国家层面的教育思想。并且相较于其他学科领域，这种兼具学者的教育思想和国家教育思想的特点尤为突出。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上的高等教育发展思想，主要回答为什么发展高等教育（发展目的）、发展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怎样发展高等教育（发展方法论）等问题；二是微观上的人才培养思想，主要回答培养什么人（培养目标）、怎样培养人（培养方法）、为谁培养人（培养目的）等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特殊起源，决定了国家高等教育思想的优先性。从现代化角度来看，我国自1840年之后所采取的是一种后发赶超型现代化模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并不止于发展知识和培养人才，其根本目的在于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振兴国家，以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派遣留学生、书院改学堂、兴办洋务学堂、建立近代师范教育体系等，都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之下的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行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高等教育要实现赶超，必须有统一和坚强的国家意志以及强有力的政府来凝聚全民族的共识和力量。另外，我国具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传统，历来高度重视教育的政治性功能。因此，我国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思想总是具有某种优先性。这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学者层面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思想是可以相互支持和相互转化的。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思想的确立就吸收了学术界的高等教育思想。恢复高考制度、“重中之重”建言、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大众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等，这些都是首先在高等教育学术领域产生的高等教育发展思想，最终转化和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思想。
二、7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的三个阶段及其特征
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的概括总是涉及方法论问题。历史阶段首先是一个时间性概念，但时间有物理时间与文化心理时间之分，物理时间是普遍性的，而文化心理时间是有文化差异性的。因此，时间往往具有很强的文化价值性甚至政治性意义。而对于不同历史阶段特征的概括，涂又光先生所采取的方法论给我们以重要启示。他在论述中国文明时说：中国的文明，自上古直到19世纪末为人文阶段，20世纪为科技阶段。这两个阶段都各自同时存在人文与科技，只是在人文阶段重人文轻科技，在科技阶段重科技轻人文。现在正在迈入人文与科技统一的新阶段。[1]这就是说，对70年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的阶段划分和特征概括，必须在各阶段最典型特征的基础上做出概括，而各具体阶段的特征往往也会包含其他阶段的某些特征。基于这种启示，我把70年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概括其典型特征。
1.以政治建设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发展思想（1949—1977年）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根据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新中国高等教育在改造旧大学、关闭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在对三年来高等教育改革进行总结时说：“高等学校的制度有两点重大的改革：一是高等学校的大门，真正为广大劳动人民打开；二是明确了专业教育的重要地位。[2]我们学习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但不久之后苏联模式受到批判。其中的原因在于“人们担心这一高等教育体系会形成一个高度科层化、等级化的系统，在中国形成新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进而形成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这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是严重冲突的”[3]。在放弃苏联模式之后，我国在重新选择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教育制度”与“五七模式”的激烈冲突，最后确立了高等教育“五七模式”。即所有教育都要走“五七道路”，所有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变成亦工亦农、学文学军的“五七公社”。[4]而“两种教育制度”之所以受到激烈批判，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双轨制”的翻版，使劳动人民子女只能享受到有限的、低层次的实用教育。
从1958年开始，我国先后掀起了三次“教育革命”浪潮，“教育革命”的目的，在于试图打破苏联模式所强调的正规化、专门化和制度化传统，尝试建立起一种革命化、劳动化、大众化的教育制度。[4]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5]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七·二一”指示中强调：“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6]当时在高等教育领域推行和倡导的朝阳农学院经验、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经验，都充分体现了“革命教育模式”的韵味。“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取消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后来采取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制度。
由此可见，新中国前期的大约30年，受到当时国际国内复杂政治形势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思想主要是以政治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甚至还出现了高等教育极端政治化的思想。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发展思想（1978—2011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时代。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政治格局的两大主题，国际竞争从冷战时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之争转变为科技和经济实力竞争。发展高等教育的意义已经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教育转变为发展现代科技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高等教育发展观成为主流发展观。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在学术界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中，教育的生产力属性也凸显出来。
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不但必须放手使用和努力提高现有人才，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20世纪90年代以至21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人才。[7]199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将科教兴国战略作为国家战略。该决定指出：“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实现生产力转化的能力。”由此，“双优先”发展思想（国家优先发展教育，教育优先满足国家发展需要）[8]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思想。
3.以人民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发展思想（2012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思想的核心，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高等教育发展目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9]。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将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要求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国务院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从“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的战略高度，对“双一流”建设进行部署，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这表明，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目的，是要“以教强国”，通过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高等教育发展目标：高等教育要努力实现“四个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0]习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描绘了高等教育发展蓝图和发展目标。为人民服务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性目标；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对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提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因此，必须坚持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集中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核心是提升经济和科技竞争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3）高等教育发展方法论：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立足中国大地办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11]，“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12]，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13]。我认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具有两重含义：一是立足中国国情和文化教育传统办大学；二是办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办在中国的大学。
第一，目前我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段时间以来，“国情论”成为重要话题，但要避免从消极方面去理解中国国情，把国情理解为“四个自信”的包袱的倾向。立足中国国情发展高等教育，就是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立足中国文化教育传统办大学，就是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习总书记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14]我国文化教育传统的精髓在于立德树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文以载道、人文教化的道德教育，通过人文教化的道德教育和反思内省、躬身践履方式来培养具有君子理想人格和崇高道德境界的德性完满的人。[15]延续千余年的我国古代书院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师生“以道相交，合志同方”，共同探讨和体验道德生活，推崇修己至诚之道。[16]在全球化时代和文化大融合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共同遗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彰显出鲜明和突出的时代价值。[15]
第二，立足中国大地办大学，必须办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办在中国的大学。涂又光先生指出：没有中国文明特色的大学，只算是“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不算是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1]立足中国大地办大学，必须遵循办大学的共同规律，吸纳办大学的国际先进经验，但必须办中国特色的大学，办中国的大学，办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大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学方向，遵循政治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辩证统一、有机结合的方法论原则来办好中国特色的大学。
注：本文为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选项目（中宣干字〔2016〕133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